“商业贿赂”行为实难认定/彭育波
时间:2024-05-10 09:03:2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937
“商业贿赂”行为实难认定
作者：彭育波
“商业贿赂”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为：“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也将“商业贿赂”规定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
综观《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过于原则，对如何具体认定商业贿赂行为缺乏明显的指向性，造成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商业贿赂”行为的窘态。
“商业贿赂”的发生主要是针对销售者而言的，具体说来是围绕在商品的生产者与商品的销售者之间发生的行为，故对于终端的消费者来说不会发生“商业贿赂”行为，但是消费者可能会为商品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发生的“商业贿赂”行为买单。
笔者认为，“商业贿赂”的发生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即主动行贿与主动索贿。
1、主动行贿。这种行为其实在实际交易中并不多见，但仍会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为，部分生产技术不过硬的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不如同类其它生产者以更为先进的技术所生产的商品，使该商品如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将不能赢利。故生产者为了将这部分次级商品卖出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主动行贿的方式，借以达到与同类商品在同等销售条件优先销售并获利的目的。生产者主要行贿的对象为销售该种商品的采购或采购所在的单位，通常以现金或者实物方式贿赂采购或对方单位，使采购或对方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或者推荐该生产者的商品，达到盈利的目的。
因为发生了行贿行为，故商品成本会有所增加，此时生产者不得不将商品单价予以提高，所以最终到达终端——消费者手中的商品价格要比实际商品价值高出许多，由消费者对生产者的行贿行为买单。在这种主动行贿过程中，生产者主要通过现金或实物行贿，并且多数是以帐外暗中方式进行。所谓帐外暗中，是指在未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包括不计入财务帐或者作假账。由于商业贿赂名目繁多，无帐可查或者账目虚假的现象众多，因此主动行贿后在行贿人在其账目的处理上颇费心思，有的另立账本，有的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密码编写账本，有的直接将行贿的现金或实物价值计入生产成本，使行贿事实具有极大的隐蔽性，给相关部门查处带来相当大难度。
2、主动索贿。笔者曾以某生产单位销售人员身份接触过商品采购或对方单位，对这种主动索贿的行为比较了解，也确实深恶痛决。本人认为商业贿赂行为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销售者的私心与贪念，以及不正常的价值观。
在最初开始交易之时，作为生产者而言其实都是抱着公平竞争的心态进行，但是，当生产者进入到具体的销售环节后，不得不面对市场上存在的“潜规则”，即商业贿赂。于是生产者为了使自己的商品能够有比较有利的交易环境，而不得不在商场采购的明示或暗示下，向采购或者商场以实物或现金行贿，以达到自己营利的目的。如生产者欲将其新产品快速打入市场，便找到某商场采购要求销售该商品，并提出较高返点作为回报。此处所谓的返点，是指当销售者成功将某商品销售到一个数量等级后，生产者按照事前约定好的销售比例给予销售者的奖励，也可以说是提成。这时，采购或单位不仅要求很高的返点，而且还提出要给所谓的新品进场费、新品上架费、新品促销费、新品宣传费等，可能情况下还要求生产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自己试用。这时生产者虽然觉得很不公平，但为了赢利，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给予采购诸多利益，即实际发生“商业贿赂”。但是就算给了这些利益，采购也可以随自己心情决定生产者的商品摆放地点，上架时间，此时若销售业绩不理想，生产者仍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实践中，除非是非常强势的生产者，一般的生产者都不敢得罪商场采购或者拒绝给与采购各种好处。笔者曾听一位商场采购对生产者说：“你卖东西，赚了钱，是该给我一点好处嘛。谁让你赚那么多钱，要不然我怎么过？”。当时笔者就对采购的这种思维逻辑感到很奇怪，其实生产者在将商品赊销给商场的时候，就已经和商场约定好了一个合适的销售价格，一般为进价的120%，商场只要按照这个价格销售，就可以在每件商品上至少获利20%，这个比例可以说完全能够给商场带来丰厚的利润，而采购也可以根据销售情况从这20%的利润中提成1‰-5‰。
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件商品进价为10元，商场可以以12元的价格卖出，从中获取2元利润，而如果该件商品成功销售10万件，生产者承诺返点5%，那么商场可以从销量中得到6万的返点。此时采购可以获得260-1300元的提成。姑且不说一个采购可以同时负责多件商品的销售以及有能维持其基本生活的薪水，他还可以平均每月至少从一件商品中额外收入260-1300元，足以改善生活。采购忘记了生产者盈利的同时，商场与采购也都在盈利的事实，其实他们是知道这些道理的，只是由于贪婪而变得有些肆无忌惮罢了。笔者曾在中秋节前夕，还听到过某生产厂家的销售人员提起某商场采购明示送他几盒价值不菲的月饼的事，当时真的感觉采购无法无天了。
采购要求生产者给予好处，不外乎就是现金或实物。此时生产者为了销售商品，不得以送给采购几千元的好处费或者等价实物，而这个好处费就实际算在了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因为这几千的好处费，可能会为每件商品多支付高于商品实际价值的金钱。
另外，作为销售主体的商场，也是挖空心思地想多从生产者处争取更多的好处，如前面提到的新品各种费用，更有甚者，还要求生产者支付商场的仓库翻新费，货品毁损费，物流费，过节费以及店庆费等。笔者在想，商场凭什么收取这些费用，难道仓库翻新，货物毁损是由于生产者的过错而应起的么？难道物流，过节以及店庆也是生产者将商品赊销给商场而必然发生的吗？更可笑的是很多商场竟然将这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写进商品采购合同中，使这些本来就不合理的要求成为了理所应当的合同条款。笔者认为这类主动索取的不当利益也是“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行贿者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商品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比较好的销售条件，行贿者的初衷是让受贿者多用心思在推广自己的商品上，但是由于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了商品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潜规则”，甚至在合同中表现为理所应当的条款，故在生产者与销售者都默认了这种“潜规则”，且生产者为了销售商品也不愿意得罪采购或其所在的单位的前提下，使对商业贿赂的取证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更增加了认定商业行贿的难度。
因为利益的驱动，生产厂家很少有联合起来抵制“商业贿赂”的情况，最多是一两家小厂家经受不住各商场反复的强拿硬要，而将自己的商品下架。多数的厂家仍然是对采购以及商场各种要求予以配合，其心态是不想得罪人，免得自己的日子不好过。笔者曾建议某生产厂家采用摄像取证的方式将采购索贿的行为摄制下来，最终遭到反对，并被告知这样是不想继续做生意的想法。对于商场以各种名目收取的费用的行为，笔者也曾试图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交涉，但最终却以双方达成合意，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解决。
可见，“商业贿赂”行为的认定在实践中并不是非常顺利，第一是因为行贿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敢配合，第二是原因为国家对于这种贿赂行为一直没有具体的认定方式与标准，只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这样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要监督管理机关，有权对商业贿赂行为做出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经营者做出以下行政处罚：1、根据情节处以人民币一万至二十万的罚款；2、没收违法所得。这只是规定了处罚结果而没有规定认定方式与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太大的自由裁量，从而无法使行政执法部门做出正确的判定。行政执法部门基于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推卸责任，不予执法。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销售者均无法认识这种“商业贿赂”行为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实际上消费者也不知道这其中的B门，或许可能认为多给几毛、几块钱不至于穷死，但是反过来想，每个消费者在每一件商品上多给几毛、几块钱是什么概念，因此变富有的人是哪些。笔者认为对于这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风气的行为应该坚决杜绝，严厉查处。
在“商业贿赂”行为认定问题上，虽然已有诸多学者提出许多建议或意见，但是归根到底来讲，因缺乏经营者强有力的支持，使看似合理与完善的建议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故笔者认为，要将“商业贿赂”认定的问题予以完善，还需要众多经营者的积极参与，并加强自身的约束力。只有在各深受其害的销售者之通力配合下，集思广益，商业贿赂的立法不足才能逐渐改善。
为解决使用种子发生的纠纷，常常需做四种检验或鉴定，一是种子质量检验、二是事故原因鉴定、三是损失程度鉴定、四是损失价值鉴定。分清各种检验或鉴定结论的性质，对认定案件性质、分清当事人责任，十分重要。作者以一案例，谈谈种子质量检验和事故原因鉴定的区分。
案情简介。
2010年秋天，山东省平原县的部分菜农，将利用在本县某良种门市部购买的强生牌南瓜种子生长发育的南瓜苗为砧木，与当地推广的黄瓜品种种子生长发育的黄瓜苗为接穗，嫁接生产的黄瓜嫁接苗移栽到日光大棚后，出现苗发黄、不长侧生根、后期根部枯萎、腐烂、逐步死亡等现象，造成减产事故。112户菜农以种子质量赔偿纠纷将种子销售商当地某良种门市部、种子经销商河北省固安县某菜籽商行和种子生产商沈阳某种业公司诉诸法院，要求被告连带赔偿损失130万元。法院受理该案后，委托农业部某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以下简称检验机构）“确认田间种植情况与强生黄瓜砧木种子是否有因果关系”。检验机构邀请某农科院的五位专家对田间现场鉴定后得出“所种植的黄瓜植株幼苗发黄、不长侧生根、后期根部枯萎、腐烂、逐步死亡等现象是由于供应商提供的种子产生的嫁接苗根部不能正常生长所致，与种植农户田间管理无关，也不是出现病害造成的；鉴于本样品田间生长特性与种子袋上描述的特征特性不符，专家组认为出现此次田间现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砧木品种种子导致的；此检验只对本样品的田间现场鉴定结果负责，不对样品进行评价”的检验结论。当事人各方都认为这是种子质量检验结论。法院也认定该检验结论是种子质量检验结论，并以此检验结论为据认定被告销售的种子存在的质量问题是造成绝产事故的原因，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30万元。作者认为，本检验结论属于事故原因鉴定结论，不是种子质量检验结论；当事人各方对检验结论性质的认识、法院对检验结论性质的认定，都是错误的；该案的裁判理由和结果，也是错误的。下面从纠纷起因、委托要求、鉴定机构、鉴定人员、鉴定程序、判定依据、结论填写、结论内容等方面，分析该检验结论不是种子质量检验结论，而是事故原因鉴定结论。
一、纠纷起因。
本纠纷的起因是，菜农利用强生牌南瓜苗为砧木，与黄瓜苗为接穗，嫁接生产的黄瓜嫁接苗移栽到日光大棚后生长发育不良造成减产要求赔偿协商不成产生纠纷。田间现场表现的是黄瓜嫁接苗性状的特征特性，不是南瓜种子质量指标的标注值或检测值。黄瓜嫁接苗不是强生牌南瓜种子；黄瓜嫁接苗生长发育不良，不等于强生牌南瓜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强生牌南瓜种子已经在大田种植生长发育成南瓜苗，南瓜苗已经与黄瓜苗嫁接成黄瓜嫁接苗；强生牌南瓜种子已经不存在，不可能成为引起纠纷的原因。
二、申请鉴定的目的和要求。
法院委托检验机构鉴定的目的和要求是“确认田间种植情况与强生黄瓜砧木种子是否有因果关系”。检验机构只能按照委托人的要求“确认田间种植情况与强生黄瓜砧木种子是否有因果关系”，否则就不符合委托鉴定的目的。法院没有要求对强生牌南瓜种子的质量进行检验，虽然检验机构为分析事故原因可以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但是不能仅向委托人出具种子质量检验结论，必须出具“确认田间种植情况与强生黄瓜砧木种子是否有因果关系”的事故原因鉴定结论；因为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并不一定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例如，将单产3000kg的A品种种子装入单产2000kg的B品种种子的包装袋内销售的包装种子，虽然属于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但品种的丰产性能不是造成减产事故的原因；发芽率低于国家标准规定值的劣种子，只要加大播种量，也可保证出苗率避免减产事故。
三、接受委托的机构。
检验机构制作的《检验报告》上仅标注“CMA”标志和证书编号，未标注“CASL”标志和证书编号，证明接受委托鉴定的检验机构尚未取得《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不是《种子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检验机构不得进行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不得得出种子质量检验结论。其出具的检验报告注明的“此检验只对本样品的田间现场鉴定结果负责，不对样品进行评价”，清楚地说明其不是种子质量检验结论而是种子事故原因鉴定结论。
四、参加鉴定的人员。
参加此次鉴定的有五位专家，包括南瓜育种和栽培研究员、黄瓜育种和栽培研究员、植物病理研究员、植物保护副研究员和种子检验副研究员各一人。在五位专家中，只有种子检验副研究员吴某一人是依据《种子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取得种子检验员证的种子检验员。其他四位专家，都不是种子检验员，不可能进行种子质量检验活动并对种子质量得出检验结论。五位专家分别是鉴定所涉及作物南瓜和黄瓜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都有资格参加田间现场鉴定并对事故原因作出鉴定结论。
五、鉴定程序和内容。
种子质量检验的程序是《GB/T 3543.1-3543.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种子质量检验的内容是种子质量指标。事故原因鉴定的程序是《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田间现场鉴定的内容是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影响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的种子、肥、水、土、气、温、光、病、虫、人等各种因素。本案鉴定适用的程序不是《GB/T 3543.1-3543.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而是《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鉴定的内容不是南瓜种子的各项质量指标，而是黄瓜嫁接苗的生理病害或病理病害（植株幼苗发黄、不长侧生根、后期根部枯萎、腐烂、逐步死亡，不是出现病害造成的）、田间管理人员（与种植农户田间管理无关）、土壤酸碱度（在各温室采取土壤样本进行土壤PH值、盐份含量等指标的检测，探讨砧木不发根的原因，检测结果表明，两个调查点土壤样品含盐量高、土壤PH值偏高。但是，从三个调查点非“强生”嫁接苗长势基本正常的情况分析，使用强生作砧木的黄瓜苗出现的问题和土壤的全盐及PH值无关）、种子质量（不对样品进行评价）。本案的鉴定程序和内容，决定其属于田间现场鉴定而不是种子质量检验。
六、判定依据。
判定种子质量的依据是国家规定的或合同约定的涉及作物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如《GB16715.1-2010瓜菜作物种子第1部分：瓜类》等。作出事故原因结论的标准是：根据有关种子法规、标准，依据相关的专业知识，本着科学、公正、公平的原则。涉案检验结论没有以国家规定的有关南瓜种子质量标准、黄瓜种子质量标准、黄瓜嫁接苗质量标准为依据作出检验结论，而是依据有关种子法规、标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得出的鉴定结论，证明其属于田间现场鉴定结论而不是种子质量检验结论。
七、结论填写。
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种子质量检验报告对种子质量判定的填写，应当依据质量分级标准和检测结果分别填写标准值、实测值、单项判定结果和综合判定等级；不得包含论证分析等检验人员主观因素的内容。我国尚未制定种子质量事故分级标准，所以事故原因鉴定结论可以填写有关原因因素的分级标准和检测结果以及各原因因素与事故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该检验结论中“所种植的黄瓜植株幼苗发黄、不长侧生根、后期根部枯萎、腐烂、逐步死亡等现象是由于供应商提供的种子产生的嫁接苗根部不能正常生长所致，与种植农户田间管理无关，也不是出现病害造成的；鉴于本样品田间生长特性与种子袋上描述的特征特性不符，专家组认为出现此次田间现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砧木品种种子导致的”，就是对有关各种原因因素以及各种原因因素与事故结果之间的原因及原因力大小的论证、分析及结论。
8、结论内容。
种子质量检验结论的填写应当直接、具体、明确。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委托检验综合表述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依据XXX(技术标准的全代号或名称等)规定，为合格种子或不合格种子”。单项检验表述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依据XXX(技术标准或实施细则的全代号或名称等)规定，XX(检验项目名称)、XX、……和XX分别为X级(或不合格)、X级(或不合格)、……和X级(或不合格)。不进行质量分级则表述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XX(检验项目名称),XX和XX的检测结果分别为X、X和X”。
本案的检验结论已经注明“此检验只对本样品的田间现场鉴定结果负责，不对样品进行评价”。已经明确其不是对种子样品检验得出的种子质量检验结论。
（作者 武合讲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山东菏泽 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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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崇廉就得从学生抓起
杨涛
从一般人的理解来看，从事廉政教育是党员干部的事。但是，记者昨日从海盐县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纪委、教育局在本周联合出台有关规定，从今年12月份开始，在全县5万余名中小学生中开展廉政教育。把“诚信崇廉”有关内容纳入学校德育教学体系，据悉，这在浙江省尚属首创。(＜＜现代金报＞＞11月17日)
这一制度出台的背景是基于许多海盐中小学存在着为了当选班干部，模仿大人“行贿”，采用请客吃饭、送点小礼品等耍小手段拉票的现象，因而，有关部门认为从中小学就应该开展廉政教育，这样对培养学生从小就有廉洁诚信的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
笔者对这一制度持赞赏的态度。如今的时代，我们正走向民主与法治，民主的思想从大人头脑传输到学生心中，并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前不久，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改选大队委时，六年级四班便决定“克隆”美国大选，一些如“票仓”、“贿选”、“倒戈”等美国大选中的专业词语，开始在六年级小学生的口中出现。然而，大江汹涌，泥沙俱下，流行于大人中的一些“贿选”的行为也被判别能力差的学生们全盘接受，选举的权利也当成了一种筹码，正在破坏学生们正在形成的民主意识。所以，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文浩在首届中国深圳廉政文化论坛上演讲就表示，腐败习气已侵入低年龄阶段，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
然而，无论是中小学就应该开展廉政教育，还是反腐要从娃娃抓起的做法，都招致强烈的反对声。杭州市教科所副所长韩似萍认为开展廉政教育毫无意义，因为，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拉票也好，贿选也罢，无非是希望得到同伴的认可，和社会上那些干部不廉洁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关键还在于被“贿选”的孩子，应该教育他们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教育他们凡事都要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不要受别人左右。还有人认为，娃娃中滋长腐败娃是成人社会环境熏出来的，娃娃们的行为方式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和复制。成人世界治理不住的腐败是“因”，而娃娃们的模仿是“果”--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的反腐怎能因果倒置，指望从作为“果”的娃娃们抓起呢？
这些观点都不具很强的说服力。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学生中出现的拉票、贿选不排除是希望得到同伴的认可，但同时也是夹杂着为个人荣誉、私利的动机，也有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和复制甚至是追求成人世界中的权力感觉。而学生们判别力较低，模仿力强，如果不及时教育他们分判是非，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导向，这种模仿和复制便可能成为他们固有的行为模式，从而影响他们的一生。这就不仅仅需要“教育他们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凡事都要有自己的独立观点。”，还要教育他们贿选的危害、廉政的意义等等。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反腐败是长期而艰巨的，不可能毕其役于一功，即使我们完全承认成人世界治理不住的腐败是“因”，而娃娃们的模仿是“果”，我们也不能说等待成人世界的腐败治理好来，而放任娃娃们的腐败行为。这样也许成人世界的腐败没有治理好，也许娃娃们在没有是非善恶的教育下，长大以后更加疯狂地腐败。而且，我们说，贿选等现象的出现也并不完全是模仿成人的结果，因为，人性中本来就有趋利避害的内因，一旦有适当的土壤也会生成一些谋取私利的举措，这也要求我们在发现这种苗头时就应当及时制止和教育，抑制人性中向恶的趋向。
其次，我们承认道德的教化是有限的，制度的建设是关键。对学生开展廉政教育的作用有限，对大人开展廉政教育的作用也有限，所以，在对学生开展廉政教育的同时，谁也不能否认要加强制度建设。但是，道德的教化能起到一定程度上的思想防腐的作用，这也为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所证明，我们就不该放弃这一努力。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用包括道德教化在内的多管齐下，而道德的教化要从小抓起，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从细微处起着手、从点滴起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廉政教育的作用有限就将其全盘否定，因为谁能找到一竿见影让腐败永不滋生的良方呢？
我们赞同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制度的建设和惩治腐败的行动上，反对搞“廉政秀”，特别是一些反腐败的机关本未倒置进行作秀的做法。但是，对于社会上一些为弘扬廉洁和反腐败的努力，笔者还是认为要多给予宽容和理解，我们不妨在静观其效后再来抨击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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