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几个问题
范德浩

　　干朝端当前，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其中有些问题尤为基层司法部门的同志所关注，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在立法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采信
　　目前，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持排除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可以依法重新取证。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则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没有涉及。如何协调三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刑事证据立法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理论界和司法界认识分歧较大。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也差异颇大。美国采取的是较严格的排斥法，他们认为非法证据一般都应排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也设置了“最终和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例外”等例外情形，缩小了非法证据的范围；英国虽同属英美法系，但对非法物证一般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刑诉法对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证据效力没有涉及，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予以禁用，但对重大犯罪，则前者应当让步。日本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要求较为严格，如果不是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或者当事人无异议的，一般都可采信，只有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才可以排除。比较各国对于非法物证的态度，我国目前采用类似美国的做法不大现实。我国目前可以参考德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立法，采取一种对非法物证持否定态度，但在审判实践中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处理的方式。
　　具体来说，可以在排除非法物证思想确立的前提下，从制度和立法上做以下的设计：(一)对取得过程中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重新取证，或者补办合法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重新取证；(二)对取证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其所取非法证据一律摒除，法庭不得采信。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判断，可以界定为：第一，非法取证受到法律处罚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第二，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非法取证行为，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损坏财产、伤害人身的搜查行为等；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有危及国家安全之虑，或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存在威胁的重大犯罪应作为例外情形处理。例外情形的认定由法官据此自由裁量。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
　　当前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特别是被告人翻供或供述与证人证言有矛盾时，证人不出庭便无法当庭质证。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尤为普遍。这些证人多为自诉人或被诉人的邻居、同事等，对出庭作证顾虑较多。
　　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证人无理拒绝作证制裁制度；二是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相应的保障性措施。针对第一个原因，在我国立法中可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拘传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具结悔过或者处以罚款、拘留。针对第二个原因，应加强对证人的安全保护，并在新的立法中作出对证人的补偿安排，其中应包括证人的在岗工资、奖金损失费、作证时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对这些经济补偿应根据证人的不同情况由财政支出。
　　对证人出于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况，刑事证据立法应一并予以考虑。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证人可以拒证的权力。我国古代历来都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解放以后，我们将其作为封建的东西抛弃了。但西方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古代立法的条款。如德国刑诉法规定被告人亲属有绝对拒证权；英美法系规定夫妻间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相互拒证权；日本也有近亲属间享有刑事责任拒证权。法国刑诉法规定，包括配偶在内的父母、儿女或其他直系卑尊亲属、兄弟姐妹等有义务作证但免于宣誓，因而不负伪证的法律责任，其证言效力只作参考而不作裁判的主要证据。韩国及我国的台湾也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因此，不应将“亲亲相隐”简单地做为封建残余予以抛弃。可以考虑在刑事证据立法中把亲属拒证权列入有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形之中。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及稳定，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端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保护亲情和家庭，也就是保护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如果家庭得到了最精心的呵护，社会就有了和谐及稳定的基础。因此，为了稳定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近亲属免证权在惩处犯罪上做出小的牺牲和让步，以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是实现现代法制可考虑的做法之一。
　　拒证权还可以考虑列入的有：因作证而自我归罪的；因职业原因享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的，如律师与被告人、医生与病人等。联合国有关公约还规定法官在履行职务中得知的秘密也享有免证权。通过立法赋予部分人作证豁免权很有必要。
三、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根据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条款，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已有一些有关证据开示的规定，如检察院要在开庭前移送证据目录，要移送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等。然而，由于目前刑诉法对证据开示所做的规定过于粗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检察院并无约束力等因素的存在，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时甚至使得开庭审理不能顺利进行。如1999年8月，武汉市某基层法院审理了宋某、马某贪污一案。在庭审时，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在庭审前未移送复印件，辩护律师未能查阅到。辩护律师束手无策，只有请求法庭延期审理。根据最高法院法释〔1998〕23号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5条：“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做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法庭只能同意律师的意见，进行休庭。如果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规定未在庭审前开示的证据，庭审时不得出示，那么就不会出现庭审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示证据的现象，庭审效率会大为提高。
　　对证据开示是检察院单向开示，还是检察院、律师双向开示在认识上目前不尽一致。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律师要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出示证据的规定，因此，庭审时常常出现律师出示主张无罪、轻罪的证据，而检察员没有准备的非常被动的情况。因此，有同志建议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双方互相开示，权力均等。双方未开示的证据庭审时均不得出示。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例外的安排。
　　证据开示应在庭审前进行，由非审理本案的法官主持，以避免庭审法官产生先入之见。
　　也有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讲的是程序问题，从诉讼结构上来讲，安排在证据立法中不太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证据立法不是刑诉法中证据部分的简单扩张或改写，而是就有关联的证据问题一并立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这样安排有很大好处。
四、关于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是目前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头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件案子、一个当事人可能同时有几个甚至多达六、七份来自不同级别的鉴定单位的鉴定，法庭开庭时很难采信。如何规范这种重复鉴定、大打鉴定战的现象呢?
　　一种意见认为解决这种状况的方法可以采用行政的方法解决，即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权威部门做鉴定的最后的裁定部门，法院审判以这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准。这样可以减少重复鉴定的现象。
　　另一种意见认为司法鉴定如法医鉴定是一种科学鉴定，科学问题很难用鉴定单位级别高低、权威大小来决定。级别低的鉴定单位对某类鉴定问题术有专攻，很可能他的鉴定是正确的；级别高的鉴定单位也难免有疏忽、出错的时候。因此指定某一个鉴定单位做最后的权威的鉴定单位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方法。所谓法定证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规定。如果法院或其它部门指定某一部门为最权威的鉴定单位，无疑是预先设定了其鉴定结论为最有效的证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要解决重复鉴定法庭无法采信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对鉴定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科学鉴定也是一种证据，这种证据只有经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查确认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采信为诉讼证据。不经过质证的证据我们不应无条件地采信。在这一点上鉴定结论并不比其他证据材料享有任何的特权。要认识到鉴定结论是可能出错的，鉴定结论并不等于科学结论。鉴定的证明力并不必然地高于其他证据材料。鉴定的正确与否并不必然与鉴定单位的级别高低成正比。审判人员不要迷信鉴定结论。因此，当出现多种鉴定材料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些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然后，通过质证做出内心确信，对不同的鉴定材料做出取舍采信。仅仅依靠级别高的鉴定单位所作出鉴定结论来定案的方法，是放弃法官职责的偷懒、取巧的方法。这里，立法就要解决一个鉴定人出庭的问题。如果鉴定人不能出庭，对方就不可能对他进行质证，法庭也无从采信。目前，鉴定人不出庭已是普遍现象。因此，立法需要规定：鉴定人在法庭或对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出庭时一定要出庭。鉴定人不能出庭接受质证的鉴定结论，法庭可以不予采信。
五、关于证据的灭失和固定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因侦察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没有固定而灭失，或先破后侦，没有收集证据，破案后因证据不足造成疑案的现象。证据的灭失往往还与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的虚设有关。近一时期，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基本上被虚设，有时连清单也没有随案移送，由此在审判中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有的盗窃物品需要估价，检察机关不估价、不鉴定，不负举证责任时，法院由于没有实物，也无法估价；有的案件凶器没有移送，有时在公安机关就已遗失了，导致审判证据不足。我们建议在现有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应在立法上有所反映。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委关于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2005年3月16日）

深府办〔2005〕27号

　　市国资委关于《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转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规范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使用行为，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及其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以下统称企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资产收益包括资本性收益和产权转让收入。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资本性收益，包括以下收益来源：
　　（一）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上缴的利润；
　　（二）国有控股公司中市属国有股权应分得的股利、红利收入；
　　（三）其他单位因占有使用市属国有资产形成的应上缴收益。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产权转让收入，包括以下收入来源：
　　（一）市国资委转让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产权的净收入；
　　（二）市国资委转让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市属国有股股权及配股权的净收入；
　　（三）市国资委转让其他市属国有资产的净收入。
　　第六条 市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使用和管理。
　　第七条 国有资产收益实行预算管理，国有资产收益预算与公共预算分开，国有资产收益预算和决算工作由市国资委负责组织实施。
　　第八条 国有资产收益应按本规定及时足额收缴，并按规定的范围合法、有效使用，不得用于公共性开支。企业及其他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国有资产收益。

第二章 国有资产收益的预算和决算

　　第九条 市国资委负责编制国有资产收益预算、决算草案，并根据需要编制国有资产收益预算的调整方案。
　　第十条 国有资产收益预算和决算范围包括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和国有资产收益的使用。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收益预算按以下程序编制：
　　（一）市国资委拟订年度国有资产收益预算编制的具体要求、报告格式、编制方法，并于每年10月底前向企业布置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具体要求。
　　（二）企业根据市国资委要求，编制本企业当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由国有产权代表报市国资委。
　　（三）市国资委审核汇总并编制国有资产收益预算草案，报市政府审查和批准。
　　第十二条 市国资委根据市政府批准的预算，组织预算的实施并监督执行。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国有资产收益预算，在执行中因特殊情况必须增加支出或减少收入，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应由市国资委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市政府审批。预算调整一般应在每年9月份做出。
　　第十四条 市国资委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汇总编制国有资产收益决算草案，报市政府审查和批准。企业应当清理核实国有资本数额、往来款项，做好决算数字的对帐工作，确保决算收支数额准确。

第三章 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

　　第十五条 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及时进行利润分配。上一年度利润分配一般应在每年的4月末前决定。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按照市国资委的批复决定利润分配方案。
　　国有控股公司在利润分配前，国有产权代表或市国资委授权代表应当按市国资委对预算的批复意见，依法在企业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会议上表达意见和行使表决权。
　　第十六条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每年应缴利润和国有控股公司市属国有股权每年应分股利、红利必须在次年6月末前缴清。
　　第十七条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上缴利润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年度企业净利润的30%，具体比例由市国资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本规定所称企业净利润是指按合并会计报表计算的企业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和少数股东损益后的净利润。
　　第十八条 市国资委根据年度审计报告确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年度应缴利润数额，并下达利润收缴通知书。
　　第十九条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根据利润收缴通知书，按时足额上缴利润。
　　第二十条 国有控股公司每年向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年度净利润的40%。提取的公积金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50%以上的，每年向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年度净利润的60%。
　　第二十一条 国有控股公司应当按市属国有股权比例分红，坚持同股同利。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放弃国有股的收益权。
　　第二十二条 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应当同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其他占有使用市属国有资产的单位应当上缴的收益，由市国资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收缴办法。
　　第二十四条 市属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产权转让收入，由市国资委按照有关转让合同规定的时间和金额收取。转让净收入全部列入国有资产收益，由市国资委依照有关规定统筹管理和使用。

第四章 国有资产收益的使用

　　第二十五条 国有资产收益应当按照下列用途使用：
　　（一）资本性支出；
　　（二）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三）国有资产监管费支出；
　　（四）为所属企业提供融资。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资本性支出，是指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规划等要求所进行的国有资本投入。具体包括下列资本性支出项目：
　　（一）新设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投入；
　　（二）现有企业增加注册资本金；
　　（三）购买企业股权；
　　（四）其他资本性支出。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企业改革成本支出，是指为符合条件的改制企业人员安置提供的部分资金支持。具体包括下列支出项目：
　　（一）发放安置补偿金；
　　（二）支付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三）支付所欠工资；
　　（四）其他资金支持。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资产监管费，是指市国资委为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在行政办公经费以外发生的费用。具体包括以下支出项目：
　　（一）审计费用；
　　（二）企业经营者奖励费用；
　　（三）资产评估费用；
　　（四）清产核资费用；
　　（五）投资项目前期费用；
　　（六）诉讼及律师代理费用；
　　（七）咨询顾问服务费用；
　　（八）课题调研和培训费用；
　　（九）信息化建设费用；
　　（十）其他费用。
　　第二十九条 国有资产收益用于资本性支出和企业改革成本支出的，企业应按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市国资委编报预算。实际发生时，由企业向市国资委提出申请。未列入年度预算的，市国资委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三十条 国有资产收益预算内支出和本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金额以下的预算外支出，由市国资委决定使用。
　　第三十一条 下列预算外支出应当报市政府审批：
　　（一）资本性支出单笔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
　　（二）企业改革成本支出，以及向企业提供借款，单笔金额分别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
　　（三）国有资产监管费支出单笔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

第五章 国有资产收益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国有资产收益实行专户专存、独立核算。市国资委负责收缴国有资产收益，并按月编制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和使用情况表。
　　第三十三条 国有资产收益要严格按规定范围使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挪用、截留及私分。
　　第三十四条 企业按规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因特殊原因需延期上缴的，应当经市国资委批准。对未按规定期限上缴的，应按同期银行利率收取收益占用费。
　　第三十五条 国有资产收益用于资本性支出的，在国有资本到位之日起一个月内，企业应当完成资本变更的相关法律手续，并商市国资委完成企业的账务处理工作。
　　第三十六条 企业按规定进行利润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应列入所有者权益，由企业全体股东按股权比例享有权益。未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未经批准，企业不得擅自调整未分配利润余额。
　　企业应当加强对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留存收益的管理，留存收益用于弥补亏损、转增资本的，国有产权代表应当向市国资委事前请示。
　　第三十七条 企业国有产权代表为国有资产收益上缴的责任人。企业未经批准欠缴利润或不按规定程序决定分配利润的，市国资委一律取消国有产权代表年度考核的奖励资格。
　　第三十八条 凡拖欠、挪用、截留及私分国有资产收益的，除足额补交和加收收益占用费外，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