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9年第3号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9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主席 吴定富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人身保险业务健康发展，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以下简称“新型产品”），是指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产品。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披露，是指人身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描述新型产品的特性、演示保单利益测算以及介绍经营成果等相关信息的行为。
信息披露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形式：
（一）媒体、公司网站上的说明和介绍；
（二）产品说明会上的说明和介绍；
（三）销售人员的说明和介绍；
（四）客户服务人员的回访；
（五）定期寄送报告资料。
第四条 保险公司开办新型产品，应当制作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第五条 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准确描述与产品相关的信息。保险公司应当对信息披露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无重大遗漏，不得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进行欺骗、误导和隐瞒。
第六条 保险公司销售新型产品，应当向投保人出示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向个人销售新型产品的，还应当出示投保提示书。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向个人销售新型产品的，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应当包含投保人确认栏，并由投保人抄录下列语句后签名：“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第七条 保险公司在产品说明书和其他宣传材料中演示保单利益时，应当采用高、中、低三档演示新型产品未来的利益给付。
利益演示应当坚持审慎的原则，用于利益演示的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的假设投资回报率或者万能保险的假设结算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最高限额。
第八条 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进行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不得使用比率性指标与其他保险产品以及银行储蓄、基金、国债等进行简单对比，也不得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作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者虚假宣传。
第九条 除团体保险外，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一年期以上新型产品的回访制度。回访制度应当包括回访的时间、方式、内容、成功率以及问题件的处理等内容。
第十条 保险公司对新型产品投保人的回访应当在犹豫期内完成。回访应当首先采用电话方式，并制作录音；电话回访不成功的，可以采用信函或者会见等方式，但必须取得投保人签名的回执；通过以上所有方式均不能成功回访的，保险公司应当就回访情况及不能成功回访的原因等有关内容进行详细记录。
保险公司应当妥善保管回访的录音及其他证明材料，保管期限自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保险期间在1年以下的不得少于5年，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不得少于10年。
第二章 信息披露材料管理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法律责任人、总精算师应当确保产品说明书客观、真实、无重大遗漏，并且符合本办法对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新型产品的其他信息披露材料应当与保险条款及产品说明书保持一致。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以任何方式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演示新型产品未来利益给付的，应当符合本办法的要求。
第十四条 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应当由保险公司总公司统一负责管理。
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设计、印刷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应当报经其总公司批准。除省级分公司以外，保险公司的其他各级分支机构均不得设计、印刷和修改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不得授权其代理人设计、印刷和变更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
保险代理人不得设计、印刷和变更其代理销售的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不得使用与新型产品的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不一致的信息披露材料。
第三章 投资连结保险信息披露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开发的投资连结保险赋予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选择权的，应当在投保单和保险条款中载明。保险公司应当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注明是否在犹豫期内将合同约定的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
选择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的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除保单工本费和资产管理费以外，保险公司应当退还账户余额以及其他收取的各项费用；选择犹豫期满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的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公司应当退还除保单工本费以外的其他全部保险费。
第十八条 投资连结保险的产品说明书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风险提示
1、在产品说明书封面显著位置用比正文至少大一号的黑体字提示该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2、提供灵活缴费方式的，还应当特别提示投保人停止缴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
（二）产品基本特征
投资连结保险的运作原理，产品的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
（三）投资账户情况说明
1、产品所连结的各投资账户的资产配置目标、原则、投资策略、投资工具及比例等；
2、产品所连结的各投资账户过去10年每月末账户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投资账户运作时间不足10年的，则为其存续时间内每月末账户的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
3、各投资账户提取的各项费用及提取时间；
4、投资单位价值评估方法；
5、各投资账户面临的主要投资风险；
6、在投资账户设定投资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况下，说明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及计算方法。
委托商业银行进行资产托管的投连产品，还应当披露资产托管银行名称。
（四）利益演示
1、利益演示应当以表格形式预测投资部分的未来利益给付情况，且至少应当包括以下项目：
（1）期缴或者趸缴保险费、追加保险费以及累计保险费；
（2）收取的各项费用，其中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风险保费等主要费用需逐项列明；
（3）进入投资账户的价值；
（4）不同假设投资回报率下的投资账户价值、死亡给付金额和现金价值。
2、保险期间少于10年的，必须逐年演示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保险期间超过10年的，前10年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必须逐年演示。
3、利益演示必须注明投资连结保险对应资产的假设投资回报率，并用醒目字体标明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五）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的含义、起算时间及天数；
2、投保人在犹豫期内的选择权以及不同选择权下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应当退还的金额；
3、犹豫期后退保需扣除的费用以及退保金的计算方法。
第十九条 保单期满前，保单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当前的风险保费及其他费用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催告投保人，并且告知不按时支付相关费用的法律后果。
第二十条 开办投资连结保险的保险公司每周应当至少在公司网站或者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公众媒体上公告一次投资账户单位价格。
保险公司应当在公司网站上保留至少最近10年的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历史信息；运作时间不足10年的，应当保留投资连结保险开办以来投资账户单位价格的全部历史信息。
保险公司在网站上公布的投资账户单位价格的历史信息应当方便公众查询。
第二十一条 开办投资连结保险的保险公司每半年应当至少在公司网站及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公众媒体上发布一次信息公告。信息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各投资账户简介，包括投资策略、主要投资工具及各类资产比例；
（二）各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三）列表比较各投资账户自设立以来各年度的投资回报率；
（四）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包括上市交易和未上市交易的各类证券品种的估值原则和处理方法；
（五）投资连结保险账户投资回报率及其他涉及业绩表现的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六）报告期末股票资产中各行业股票市值及占比；
（七）报告期末债券资产中各类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
（八）报告期末基金资产中各类基金净值及占比；
（九）报告期内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十）其他根据中国保监会要求应当公开披露的信息。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经营投连产品，发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应当发布临时报告的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信息。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每年向投保人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保单状态报告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保险单信息，包括保险产品名称、保险单编号、保险单生效日、投保人姓名、被保险人姓名、报告期间等；
（二）保单周年日（若保单周年日为资产评估日）或者保单周年日后第一个资产评估日（若保单周年日为非资产评估日）各投资账户余额，包括持有的单位数、单位价值、账户价值总额；
（三）报告期间保单项下各投资单位数变动情况及报告期初和期末各投资账户余额；
（四）逐笔列示报告期间内发生的期缴或者趸缴保险费、部分领取、账户转换、保单管理费、死亡风险保险费、追加保险费等事项；
（五）报告期间发生的其他需要告知投保人的重要信息。
保单状态报告不得用于销售宣传等其他目的。
第二十四条 对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人的回访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认投保人是否购买了该保险产品以及投保人是否在投保单上亲笔签名；
（二）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三）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四）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回报是不确定的，实际投资收益可能会出现亏损；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仅基于假定的投资收益，不代表未来的实际收益；
（五）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的比例或者金额；
（六）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
第四章 万能保险信息披露
第二十五条 万能保险的产品说明书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风险提示
1、在产品说明书封面显著位置用比正文至少大一号的黑体字提示该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2、提供灵活缴费方式的，应当特别提示投保人停止缴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
（二）产品基本特征
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产品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单利益以及万能险的主要投资策略。
（三）保单账户
1、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方法；
2、逐项列明收取的各项费用、费用扣除比例（或者金额）及扣费时间。
（四） 利益演示
1、以表格形式演示万能保险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表格中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1）期缴或者趸缴保险费、追加保险费以及累计保险费；
（2）收取的各项费用，其中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风险保费等主要费用需逐项列明；
（3）进入万能保单账户的价值；
（4）不同假设结算利率下各保单年度末保单账户余额、死亡给付金额和现金价值。
2、保险期间少于10年的，必须逐年演示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保险期间大于10年的，前10年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必须逐年演示。
3、利益演示时，必须注明用于演示的万能保险的假设结算利率，并用醒目字体注明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五）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的含义、起算时间、天数及投保人在犹豫期内享有的权利；
2、犹豫期后退保需扣除的费用以及退保金的计算方法。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公司每月应当至少在公司网站上公布一次当月的日结算利率和年化结算利率。
保险公司应当在公司网站上保留至少最近10年万能保险各月结算利率的历史信息，供社会公众查询。运作时间不足10年的，应当保留万能保险开办以来各月结算利率的全部历史信息。
第二十七条 保单期满前，保单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当前的风险保费及其他费用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催告投保人，并且告知不按时支付相关费用的法律后果。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每年至少向投保人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保单状态报告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保险单信息，包括保险产品名称、保险单编号、保险单生效日、投保人姓名、被保险人姓名、报告期间等；
（二）报告期内本保单账户价值变动情况：
1、期初保单账户价值；
2、本期保单账户价值增加情况，包括基本保险费、额外保险费、趸缴保险费、追加保险费、累计保险费、初始费用（扣除项）、保单账户结算收益、持续奖金等；
3、本期保单账户价值减少情况，包括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部分领取等；
4、期末保单账户价值；
（三）报告期内各月的年化结算利率。
保单状态报告不得用于销售宣传等其他目的。
第二十九条 对万能保险投保人的回访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认投保人是否购买了该保险产品，投保人是否在投保单上亲笔签名；
（二）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三）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四）提示投保人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五）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的比例或者金额；
（六）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
第五章 分红保险信息披露
第三十条 分红保险的产品说明书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风险提示
在产品说明书封面显著位置用比正文至少大一号的黑体字提示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其中，采用增额方式分红的，应当特别提示终了红利的领取条件。
（二）产品基本特征
产品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单利益，以及分红保险的主要投资策略。
（三）红利及红利分配
1、说明产品的红利来源，包括死差、费差、利差等，并作出简要解释；
2、说明产品红利分配的方式，属于现金红利还是增额红利，是否具有终了红利，并作出简要解释；
3、说明红利实现方式，包括直接领取、抵缴保险费、累积生息或者其他方式；
4、说明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四）利益演示
1、以表格形式演示分红保险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表格中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1）各年度保险费及累计保险费；
（2）满期给付、身故给付、退保金等保证利益；
（3）当年度红利、累积红利等非保证利益。
采用增额方式分红的，可以在表格中演示终了红利，但应当特别说明终了红利的领取条件。演示的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累计不得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最高限额。
2、保险期间少于10年的，必须逐年演示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保险期间大于10年的，最近10年各保单年度末的保单利益必须逐年演示。
3、利益演示应当用醒目字体标明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4、利益演示时，不得披露用于演示的分红保险的投资回报率。
（五）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的含义、起算时间、天数及投保人在犹豫期内享有的权利；
2、犹豫期后退保需扣除的费用以及退保金的计算方法。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不得使用分红率、投资回报率等比率性指标描述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情况。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每年至少向投保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红利通知书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保险单信息，包括保险产品名称、保险单编号、保险单生效日、投保人姓名、被保险人姓名、报告期间等；
（二）保单各年度保险费以及至上一保单年度末该投保人已分配的红利总额；
（三）红利分配政策；
（四）本年度公司红利分配额度以及分配给投保人的红利总额；
（五）本年度分配给该投保人的红利。
除向投保人提供红利通知书外，保险公司不得向公众披露或者宣传分红保险的经营成果或者分红水平。
第三十三条 对分红保险投保人的回访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认投保人是否购买了该保险产品，投保人是否在投保单上亲笔签名；
（二）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三）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四）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五）确认投保人是否知悉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公司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及时进行回访，或者回访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由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除本办法有关回访的规定外，保险公司未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的，由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公司开办其他新型产品的，经中国保监会认定后，应当比照本办法中最相类似的新型产品进行信息披露。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保监会令〔2001〕6号）。
解析契约正义的演进
——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
崔明石
内容摘要：契约正义是契约法律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其的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明晰契约法的发展理念的变迁，进而洞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契约法表现为契约自由的规制，体现根本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本文分析了强制缔约的内涵，及与契约正义的联系，以期对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 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 强制缔约
正义的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是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的。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它主要成为一个伦理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自从正义这个最早的、分歧最广的理论思想被提出以后，人们一直不断地为正义理论之厦添砖加瓦。不同国家、阶级或者党派的人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时至今日，正义被认为“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1]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其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法律的正义观，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
一、契约正义的演进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种。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管法的实质、原则如何，给予人们机会平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契约法中契约正义演进的道路就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之路。
古典契约理论，即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契约即公正”，契约正义表现为契约自由，为契约自由所兼容。契约自由主要有四层意义：(1)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双方有权决定是否订立契约，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订约或不订约；(2)选择缔约相对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与谁缔约；(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法律不得随加干预。（4）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即契约的形式由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在契约即自由、法律即契约的这种认识下，法律的唯一崇高使命就是捍卫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立法者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契约”是通行一时的格言。因此，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坚信：契约自由本身意味着正义或公正，自由意志将导向公正。如康德认为：“当事人就他人事务作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他就自己的事务作出决定时，则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公正。”[2]
古典契约理论建立的一个假定的前提就是：忽略人的个体差异性而将其视为“抽象的一般人之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商业交换主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大企业、中小企业等具体类型，在民法典中，被抽象为人这一法律人格。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是指有理智和情感的人类，但他在法律上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把各人具体的情况，如男女老幼、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等差别统统的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符号——“自然人”。然后来规定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完全的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团体也是如此，无视其大小和强弱而抽象为法人。从这一抽象的假设的前提就可以看出，古典契约理论下的契约正义只是正义的外衣，而没有实质的内涵的。斯宾塞认为,“同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任何他能从其本性与能力中得到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当被允许维护其人格、获得财产、从事一项他本人所选择的业务或职业、自由迁徒并毫无拘束地表达其思想与宗教情感……个人的自由只应当受所有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限制。”[3] 剥离了个体差异的自然人和法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在市场上自由地、残酷地竞争着，最终导致贫富的分化，这促使人们再一次的寻求契约正义的本质。
自20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时期，随之古典契约法陷入全面危机。它的至高无上原则在新经济环境里暴露出种种弊端，这时契约自由给予人们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其无限制的发展却带来结果的极不公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信息收集能力、判断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距。契约的理念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缺乏实质上的平等，契约自由只能是使契约成为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方之上的工具。从而导致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契约自由丧失自然与公正的本能时，契约正义问题便凸显而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契约自由而是契约正义的问题。约款内容的规制、消费者的保护、对新的契约类型的调整、附随义务理论等与其说是自由的问题，不如说是正义的问题。契约法已从重视其成立转移到契约内容上来了。只要存在契约，意思支配的领域会继续存在，但那里的意思已不单纯是19世纪的意思，在意思上，追加了理性这种社会考虑。”[4]
于是，契约正义在20世纪出现新的诠释：一种正义的契约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那些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的“最不利者”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罗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其本身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因此，现代契约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性目标原则，它以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弊端的姿态登上舞台。它一方面要求契约当事人缔约和履约时，要考虑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求在认识到缔约双方的缔约能力存在着差别，在制度设计时平衡双方交易的利益，从而达到对弱者的保护，既而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现代契约法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契约法以其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
二、契约正义演进的内在逻辑
契约制度的诞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契约正义思想演进的过程是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演进密切相关的。
古典契约理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其自由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用法律语言表述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进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长壮大，商品生产和交换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要求实现充分自由竞争。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法规，政府应采取并奉行不干涉经济事务的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地保护了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在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增加。契约正义就是上述思想在合同法上的反映，体现了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契约自由”的思想是建立在假设有一个“完全自由市场”(或称完备的竞争市场)的基础上的。这个市场模式包括有三个与签订契约有关的假定条件：1.契约不得涉及除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2.充分的信息。3.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伙伴。而时间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凯恩斯经济控制思想的出现是国家抛弃自由竞争，转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标志。上述的契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契约即公正”也就越来越具有形式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劳动者和雇主、大企业和消费者、出租者和租借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契约正义”受到了挑战，在雇佣契约、标准契约、不动产租赁契约中，经济弱者的利益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受到了损害。因此，庞德断言，尽管在50年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法律，但这种观念早已在全世界消失了。因此，实现契约正义的目的不仅保障个人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与协调。通过对个人本位主义的取舍所确立的社会本位思想的理论成为法律的根本理念。从此，限制契约自由，保护社会利益成为契约法首要任务。
三、实质正义的实现与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是古典契约向现代契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思想、社会和和经济条件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得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的缔约要求。强制缔约伴随着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及在实质上践行契约正义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强制缔约的涵义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王泽鉴认为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5] 。此种观点可认为是狭义的强制缔约。根据此观点，只要要约人提出要约，受要约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对要约人做出承诺，必须与提出的提出要约请求的要约人缔结契约。并且受要约人同时丧失了是否缔约的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广义的强制缔约又可以细化为“内容型强制缔约”和“对象型强制缔约”和“强制承诺”三种。“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例如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例如消费者不得不与被法律赋予垄断地位的企业订立某些消费合同；“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例如百货商店对顾客购买柜台陈列商品的要约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对象型强制缔约”与“强制承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制义务人与某一特定相对人而非其他人缔约，主要手段是赋予特定企事业法定垄断地位，主要约束对象是普通消费者；而后者则强制义务人与所有符合条件的相对人缔约，不得存在差别待遇，主要规制对象是一些公用企事业。强制缔约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的限制，是在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区别的对待缔约的双方，强制居于事实上优势地位的一方，无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缔约的要求，强制其作出承诺，进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有助于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它才能是正义的。[6]
契约正义是契约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契约自由是契约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一部契约自由发展的历史，也是契约正义发展的历史。正是自由缔结的契约即为公正的这一理念使人们将契约自由奉为神圣，也正是对契约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对契约正义的违反，导致了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在立法上明确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为了真正的契约正义。强制缔约制度的确立适时的限制和弥补了契约自由原则自身所有的缺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整体利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替代，并将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无穷活力！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On the creation of compulsive contract
cui ming sh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 Contractual justice is the basically principle of the contract law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ocess, we could be clea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tractual law’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understand thoroughl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modern contractual law appears to Limit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and practice the innate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s creation is under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compulsive contract ‘s mea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ractual justice, and is hoped to know well about it.
Key words: contractual justice the freedom of the contract form justice substance justice compulsive contract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2页
[2]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第20页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邓正来译.北京:华厦出版社，1998，第241页
[4]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J],《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5]王泽鉴：债法原理(二)[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第79页
[6]姚大志：导读：从“正义论”到“正义新论”[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