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


咸政发[2005] 17号




关于印发咸宁市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咸宁市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咸宁市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陆水流域水污染，保护和改善陆水流域的水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活、生产用水，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陆水流域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的污染防治。
　　第三条 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实行污染源头控制，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定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总体目标，设立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综合协调机构，负责组织和协调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通城、崇阳、赤壁、嘉鱼四县（市）[以下简称四县（市）]人民政府必须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将综合性的水污染防治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和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对本行政区域的陆水流域水环境质量负责。
　　第五条 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四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将辖区水环境质量作为考核和评价主要负责人政绩的重要内容。
　　第六条 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行政区域内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七条 四县（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陆水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四县（市）人民政府的水利、交通、卫生、国土资源、建设、林业、农业、渔政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条 陆水流域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并有权对污染破坏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对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四县（市）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陆水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实行全流域统一规划。
　　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总体目标和水环境功能区划，制定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总体规划，经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总体规划的要求，制定水污染防治计划和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条 陆水流域实行全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
　　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四县（市）人民政府，划定陆水干流水环境功能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四县（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划定陆水干流以外地表水的水环境功能区和本行政区域的一级与其他等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经市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一条 四县（市）渔政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划定渔业水体，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负责对渔业水体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并及时向同级环境保护部门通报情况。
　　第十二条 陆水流域实行水环境容量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市人民政府参照陆水流域水环境容量确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削减量、削减时限和重点控制区域。
　　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完成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总量控制任务。
　　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排污指标调剂，具体办法由市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组建陆水流域水环境监测网络，根据国家和省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跨行政区域水环境污染作出界定。有关部门的监测机构，应当及时向环境保护部门提供陆水流域水污染监测资料。
　　第十四条 四县（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每年发布本行政区域水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第十五条 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跨界河流的断面水质符合相邻河段水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第十六条 四县（市）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按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对排污口实行规范化管理。
　　纳入排污口规范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必须设立排污口标志，安装水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或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口配备总量计量装置并安装连续监测仪器。
　　第十七条 发生水污染事故或其他突发性事件，严重污染或可能严重污染水环境，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污染危害，并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地区。
　　第十八条 市和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落实以下资金，用于陆水流域的水污染防治。
　　（一）财政年度预算中安排的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专项资金；
　　（二）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三）城镇污水处理费；
　　（四）其他资金。
　　水污染防治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挪用。

第三章 污 染 防 治
　　第十九条 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行政区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水污染防治计划，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合理布局工业和规划城乡建设。
　　陆水流域不得建设国家和省、市明令禁止建设的污染项目。已经建设的，应当限期转产或依法取缔。
　　第二十条 四县（市）人民政府及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广使用有机肥，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组织植树造林，加强水土保持，发展生态农业，防治面源水污染。
　　第二十一条 陆水流域的水利设施和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兼顾上下游水环境质量，防止蓄积的污水集中下泄或污水改道、改向造成水污染事故。蓄积的污水必须集中下泄或者改道、改向的，应当报经市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并向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危害和损害的单位和居民及时通报。在确定水库坝下最小泄流量时，应征求同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四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实行优惠政策，给予鼓励和扶持。
　　直接或间接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城镇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的营运单位，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
　　第二十三条 在陆水流域生活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地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航行的船舶，必须配置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污设备，建立垃圾管理制度，不得向水体排放废油、残油和垃圾。船舶造成污染事故的，由就近的交通部门调查处理，并通报同级环境保护部门。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在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应当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以下简称“三同时”制度）。
　　超过本行政区域水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县（市），不得新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不得改建、扩建增加污染负荷的项目。
　　四县（市）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应当对审批结果负责。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审批、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审查和验收负责。
　　第二十五条 陆水流域严格控制新设或变迁排污口。新设或变迁排污口应当征得市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环境保护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六条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向超过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单位发放取水许可证。对已经领取取水许可证而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排污单位，不得批准新增取水、退水量。
　　第二十七条 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
　　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必须按照四县（市）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环境保护部门的限期治理决定，定期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治理进度，按期完成治理任务。当地环保部门应当检查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的治理情况对完成限期治理的项目进行验收。
　　第二十八条 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必须按规定向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申领排污许可证，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水污染物，并依照国家、省和市的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超标排污费。
　　第二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向陆水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省和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
　　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必须按规定用于重大污染的防治和环保部门监测设备的购置等，任何部门不得挪作他用。
　　超标准排污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必须制定规划，进行治理，并将治理规划报县市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陆水流域禁止新建含磷洗涤用品生产项目，已经建设的，限期转产或关闭。严格控制销售使用含磷洗涤用品。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在陆水流域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向水体排放和倾倒各种污染水体的废弃物；
　　（三）从事集中式畜禽养殖及其他污染水体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环境保护部门在陆水流域汛期，应当对排污口、污染防治设施、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设施及有毒有害物品的储存、堆放场所进行环境安全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采取防护应急措施。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规定设立排污口标志，擅自新设或变迁排污口的；
　　（二）不按规定安装水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的；
　　（三）拒绝环境保护部门或者渔政管理机构现场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
　　（四）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生活垃圾，向水体排放船舶残油、废油的。
　　第三十四条 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氰化物、黄磷等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油类、酸液、碱液或者有高、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
　　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的，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影响报告文件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不按照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由颁发许可证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超标排污费的，除追缴排污费或超标排污费及滞纳金外，可以处应缴数额5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关闭。
　　第三十九条 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营户，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除按照国家规定征收两部以上的超标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20万元以下罚款。
　　罚款由环境保护部门决定。责令企业事业或个体经营户停业或者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造成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由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或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的渔政或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造成事故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营户，按照直接损失的2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
　　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跨界河流断面的水质不符合相邻河段水环境功能区要求，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由上级人民政府的行政监察机关对县（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侵占或挪用陆水流域水污染防治资金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追回，并由行政监察机关对单位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而擅自批准立项和违法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由县级以上行政监察机关对主管部门的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咸宁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王德新.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制度构想
内容提要: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是指通过国家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权利，主要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环境权，妇女、儿童和老人权利，以及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等。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受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社会稳定问题也日渐突出。据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又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1]其中，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等侵犯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而引发的群体纠纷不在少数。因此，加强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尤其是探讨其可诉性问题，在当前是非常迫切的。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的由来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种新型的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首先是以一种理论形态出现的。早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就提出了公民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思想。例如，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1792年出版的《人权法》中就曾系统阐明穷人的权利，强调穷人不仅有生存权，而且应该享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在法律中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予以明文规定，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此后，西方国家也相继在宪法中对此类权利加以规定。
二战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写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到1994年底，联合国已制定国际人权宣言与公约71个，其中《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三个最基本的国际人权文件。根据196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大体包括：工作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组织工会权，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保护家庭、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权利，适当的生活水准，健康的权利，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文学艺术活动自由等。受国际公约的影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确立了公民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款。据统计，在1976年以前，全世界142部宪法中规定劳动权的占55%，规定组织或参加工会权的占59.1%，规定休息和休假权利的占32.4%，规定享受宽裕或合理生活标准权利的占23.2%，规定国家救济和社会保险的占66.9%，规定受教育权的占51.4%。[2]
（二）围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展开的理论争论
权利的可诉性，“一般被理解为权利应受法院或准司法机构审查的能力。当法官能够在具体情景下考虑权利并且这种考虑能产生对这一权利的进一步判决，那么就可以说权利是可诉的”。[3]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对此类权利的保护力度问题，理论界和实践中对此都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正如学者所言，“如果有一个问题支配了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辩论，这个问题就是，那些权利在国内法的层次上是否具有可诉性”。[4]
传统上，否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观点曾一度占据上风。否定论的主要理由有三：其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外延及内涵模糊，致使无法准确界定其范围、标准，范围和标准无法确定也就谈不上司法保护的问题。其二，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只能是一种“道德权利”，不属于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法律权利”范畴。例如，英国的政治学家莫里斯·克莱斯顿就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属于美德和理想的范畴，“理想就是一个人可以想要但是本身又不能立即实现的东西。相反，权利却是可以实现，并且从道德的观点看必须立即得到尊重的东西”。[5]受此影响，印度宪法就将公民权利划分为两个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视为具有可诉性的“基本权利”，而经济和社会权利则只是“国家政策的指导性原则”而不具有可诉性。其三，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受到一国可利用资源的限制，且司法裁决社会权将使法院僭越立法机构在设计民生项目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应有角色。例如，新西兰议会认为，“在一个司法上可以强制实施的法案中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存在很多困难。……让司法机关来对这类事情出决定是不适宜的”，因此这些权利被排除在1987年《新西兰权利法案》之外。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可，具体做法大致有如下三种：第一，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区分，划定可诉性的权利范围。例如，199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并指出《公约》第2条第二款、第3条、第7条第一款第1项、第8条、第10条第三款、第13条第二款第1项、第3项、第4项、第15条第三款具有直接的可诉性，缔约国负有立即实施的义务；对于其他条款，该委员会认为都具有发展可诉性的可能性，强调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缺乏司法救济手段，行政救济等其他手段就不可能非常有效。[6]第二，有些国家则通过区域性国际条约开始承认其可诉性。例如，根据1995年通过的《欧洲社会宪章》第二附加议定书，雇主、工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就缔约国违反《欧洲社会宪章》的行为向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提交集体申诉。同样，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经济和社会权利任择议定书》(1999年生效）的规定，其第8条规定的工会权利、第9条规定的罢工权利和第15条规定的教育自由权利均适用《美洲人权公约》的个人申诉程序。第三，有些国家则通过判例确立了“逐案审查原则”。例如，2001年南非宪法法院在格鲁特布姆案中拒绝接受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的“最低核心义务”概念，但同时认为，社会经济权利的问题不是根据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而是在具体的案件中应如何实施它们的问题”；可诉性的问题不能抽象予以决定，而只能“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仔细探索”。[7]
二、我国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我国在保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努力
首先，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规定主要有：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第42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第43条），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5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第46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47条），妇女、儿童的权利受国家保护（第48、49条）等。与此相配套，我国还有数量可观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其次，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国际社会人权对话。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过程中，我国一直强调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本身就是重视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表现。与此同时，中国也参与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已加入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1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最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
再次，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在各领域不断改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290万。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开篇就强调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问题，分别从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受教育权利、环境权利等九个方面对今后一年的人权工作进行部署。
（二）我国在保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
1．我国《宪法》确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范围上有待进一步扩展
我国《宪法》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范围和种类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与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相比，我国《宪法》在规定的权利种类和内涵方面还存在差距。例如，没有规定公民“适当生活水准权”，而《公约》第11条要求：“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再如，《公约》第15条规定，“人人有权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我国法律虽保护知识产权，但尚未提升到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又如，《公约》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为保障这类权利的充分实现，缔约国应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但在我国宪法上，对此并未规定。
2．我国《宪法》规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缺乏可诉性等有效制度的保障
我国法制观念与西方迥异，我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不具有直接的可诉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权利主要并不是一种请求权，而是一种政策宣言。它们确定了所要追求的目标和行为的公共标准，而不是保护个人自治。因此，社会主义的权利并不是一种武器（这意味着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潜在敌意），而更像是火车票：它们只是赋予持票者可以朝着指明的方向进行旅行”。[8]此说法虽显尖锐，但却也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描述。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应的就是政府积极作为的义务。当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这些权利实现时，或者政府的法规政策偏离了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时，公民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呢？显然，在我国目前这些问题是不具有可诉性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是不具有可诉性的。例如，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高中生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9]但最终，法院并没有受理该案。
当人们的基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的时候，就有可能诱发群体性社会事件，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近年来频发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飞行员返航事件、厦门PX项目群众集体散步事件、上海高铁群众集体散步事件等，无不是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遭遇侵害未能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的产物。
3．我国虽然参与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但国际条约在国内尚欠缺可行性
我国法学理论通常认为，国际条约的地位低于宪法，但优先于国内其他立法文件。但也有学者指出，就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而言，有四点不确定因素：一是条约是否是中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尚未确定；二是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尚未确定；三是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方式尚未确定；四是国内法院可否援引条约作为其判案依据不确定。[10]中国政府实际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贯彻实施采取谨慎态度，法院一般敬而远之。总的来看，短期内在中国适用公约欠缺可行性。
三、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护制度的构想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律规定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出了许多规定，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要不断丰富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种类和内涵。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对我国具有强制效力，我国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状况把公约中有规定、但我国没有规定的权利在宪法和法律中加以固定下来，例如公约规定的公民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身体和心理健康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权等。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把新型的权利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围中来，如公民环境权等。
其次，要增加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程序规范，以程序正义促进实体正义，以规定具体程序促进权利的保障规范。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关于工会权的规定，就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程序性。该条规定，“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制”，“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不受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而在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权，《工会法》虽然有所规定，但对于公认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罢工权却没有加以规定。其结果是无法阻止工人罢工的，各地频繁发生、此起彼伏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就是实例。
（二）构建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
加强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允许公民寻求司法救济是最为有效的途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缺乏司法救济手段，那么行政救济等其他手段就不可能非常有效；对有些权利而言，缺少了司法救济手段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主张缔约国应该积极发展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11]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的做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救济的司法化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视社会权为公法权利的直接司法救济，用宪法明确规定社会权，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于侵犯社会权的行为可直接援用宪法条款进行裁决。二是通过适当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规范的间接司法救济。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法院根据其特有的宪法理论和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通过适用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与非歧视条款对社会权进行间接司法救济。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较为明显。三是视社会权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间接司法救济，一些国家宪法规定社会权，但不直接运用，而是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虽无直接司法效力，但可课加给国家以政治和道德义务，成为宪法灵魂。法院通过适用指导原则解释权利法案、立法和其他政府行为时，这些指导原则就有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来源，从而间接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笔者认为，承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国应当因势利导，尽早跨越现有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藩篱，允许公民在基本权利受侵犯时提起诉讼。
（三）根据我国国情构建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分类分层制度
承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虽然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如果搞一刀切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合理的进路是，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合理的分类和分层，对于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和明晰的权利尽早允许司法救济，而对于其他的权利种类，则允许其在条件成熟后再赋予其可诉性特征。对此，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努力值得借鉴。
首先，为了应对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内涵模糊的指责，明确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具体含义，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低核心义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尽管公约只要求缔约国承担“最大限度利用其拥有的资源”“逐步充分实现”的义务，但是每项权利的一些最低层次的要求都必须立即予以满足，否则就会违背公约的立法精神；如果缔约国不能满足就必须证明其已经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尽了最大的努力，否则就被视为违反公约的要求。例如，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意见，国家在受教育权保障方面的“最低核心义务”主要有五项：(1)确保人人根据不歧视的原则进入公共教育机构或项目；(2)确保教育符合国际法确定的教育目的；(3)为所有人提供义务性且免费的初等教育；(4）制定并实施包括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在内的国家教育规划；(5）确保不受国家或第三方干预的选择教育的自由。[12]
其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可诉性理论进行了可操作性的改进，明确了可诉性的公约条款和国家义务。一方面，该委员会明确指出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具有可诉性的条款。例如，它明确指出，第2条第二款、第3条、第7条第一款第1项、第8条、第10条第三款、第13条第二款第1项、第3项、第4项、第15条第三款可以具有直接的可诉性，缔约国负有立即实施的义务。[13]另一方面，该委员会还接受了学术界对国家义务层次的划分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保护至少在国家负有的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两个层次上是具有可诉性的。[14]
再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任何经济和社会权利都具有发展可诉性的可能性。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没有哪项公约权利会被绝对地否认至少在某些方面具有可诉性。那种认为经济和社会权利因为涉及资源的分配而不适于法院审查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武断的，因为大量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虽然也涉及资源的分配，但是却仍然可以接受司法审查。[15]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3]龚向和：《国际人权可诉性理论之缺失：中国人权司法保护之路》，载柳华文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4]Henry J. Steiner＆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ontext: Law, Politics, Morals,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6, p.296.
[5]Maurice Cranston, Human Rights, Real and Supposed, in D. D. Raphael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Ma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 1967, pp. 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