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1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7年5月27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保障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的范围是指从事劳务中介活动的机构、场所以及与从事用工、求职相关的活动。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通过劳动力市场用人或求职、中介服务以及从事与之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受劳动行政部门委托负责劳动力市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劳动行政部门做好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与监督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与公安、工商、城建等有关部门要密切合作，依法规范劳动力市场，打击职业介绍活动中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第七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按照用人自主、择业自由、公平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运行。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以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
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是公益性的事业组织；非劳动行政部门和公民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可以是公益性的组织，也可以是营利性的组织。
第十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固定的介绍场所；
（二）必要的开办资金；
（三）相应的机构章程；
（四）明确的业务范围；
（五）两名以上持有劳动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专职工作人员；
（六）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须提出申请，并按下列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一）设立公益性事业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查，报同级编制管理部门批准后，到劳动行政部门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
（二）设立公益性非事业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批手续，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
（三）设立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批手续，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对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申请，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结。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发给《职业介绍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名称、地址，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停业、歇业，应当事先提出申请，报原审批机关审核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发放《职业介绍许可证》的部门或机构应当对职业介绍机构的职业介绍资格进行年检。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接受年检，不得拒绝。
第十五条 《职业介绍许可证》不得转借、涂改、倒卖。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家庭用工办理求职、用人登记；
（二）为求职者提供用人信息和就业咨询服务；
（三）为用人单位、家庭用工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咨询服务，推荐求职者；
（四）组织劳动力供求双方洽谈；
（五）向社会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
（六）组织劳务承包、劳务协作等活动，为求职者提供直接的就业服务；
（七）指导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介绍工作。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为残疾人、妇女和长期失业者求职提供有效的帮助，保障其合法就业的权利。
第十八条 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受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委托可以开展办理用人手续、颁发有关证件、社会保险、保管档案等工作。
第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的业务范围，由审批部门或机构依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非劳动行政部门和公民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规定向批准发证的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报告工作情况，填报统计报表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在职业介绍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二）介绍女性劳动者和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法律、法规、规章禁忌的职业；
（三）以暴力、胁迫、欺骗或其他非法手段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以服务为宗旨，严格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

第三章 求职与招用
第二十二条 凡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劳动者，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劳动者求职，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二十三条 劳动者求职须持本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等相关的证件，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求职登记手续。
国家和省规定取得证书后方能上岗的岗位，求职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 外国公民和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我省就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或城市市区就业，须持常住户口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签发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目的地后，须在当地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暂住证”和“外来人
员就业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雇用无上述证件的外来人员。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招用人员。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和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及其他媒介向社会发布招工、招聘广告和简章前，必须到当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张贴、传播或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发布招工、招聘广告
和简章。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向社会发布招用人员的广告、简章，必须如实介绍招用人员的职业类别、数量、工作期限、工作条件、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情况。
第二十九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招用人员须凭营业执照，家庭用工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其他单位招用人员凭本单位介绍信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登记。
第三十条 下列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必须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登记：
（一）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生产自救的企业；
（二）濒临破产、停业整顿裁员后，在六个月内招用人员的企业；
（三）由劳动行政部门对富余人员进行社会调剂或出资安置的企业。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村或外埠劳动力，必须经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批准。具体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与被招用人员确定劳动关系，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应当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用人手续。具体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职业介绍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3倍至10倍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未办理登记注册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元至1000元的罚款；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拒不接受年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至3000元的罚款；逾期仍不改正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2倍至5倍的罚款，并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至3倍的罚款；逾期仍不改正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3倍至1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或者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对单位用工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对家庭用工的处以50元至200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从事劳动力市场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职业介绍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以外，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罚。
第四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一）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申请人认为符合条件，编制管理部门、劳动行政部门不予批准的；
（二）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审批手续，超过规定期限的；
（三）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到国外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求职就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管理的人才市场，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5月27日
本案法院认定的存款关系是否成立？
----对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
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单纠纷一案的探讨

嵩阳 耀强

《河南法院网》2008年12月12 日登载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单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基本案情为：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以下称农行方城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下称城区农信社）存单纠纷一案，城区农信社于2003年9月5日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农行方城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博望营业所（以下简称博望营业所）共同支付存款60万元及利息20万元。原审法院于2003年10月29日作出（2003）南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农行方城支行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法院裁定本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后于2004年10月20日作出（2004）南民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农行方城支行申请再审，原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并于2008年7月30日作出（2008）南民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农行方城支行和城区农信社均对该判决不服，分别于2008年8月24日和27日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具体案情详见如下链接：http://hnfy.chinacourt.org/public/paperview.php?id=24247
此案虽经市中级法院一审、省高级法院二审、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再审和省高级法院终审， 但反复研读（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之后，总觉得法院几次审理认定的事实疑点丛生，再审和终审判决的理由很难众，判决的结果似欠公平。现将其中的疑点问题提出，并谈几点浅见，以讨教于有识之士。
疑点之一：农行方城支行上诉中认为：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城区农信社未将款项交付博望营业所，而是交付给张松林个人，该款项支付后，城区农信社多次向王磊夫妇和张松林追要贷款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法院应当查明城区农信社究竟向谁交付资金的？交付资金是何种方式？张松林、赵河镇政府与该笔资金的关系是什么？
疑点之二：农行方城支行依据刑事判决上诉认为：该款至2003年9月3日已全部归还，至此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终止。且两级法院也查证2003年由王磊其妻已归还城区农信社14万元、赵河镇政府归还23万元，那么，法院应当查明城区农信社2003年9月3日将该笔款项债务注销的真相。
疑点之三：所谓的该笔储蓄存款发生在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依《储蓄管理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作为金融机构的城区农信社能够成为合法的储储主体吗？城区农信社违反《储蓄管理条例 》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的禁止性规定，其参与储蓄的行为有效吗？
疑点之四：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46条规定“同业拆借，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期限，拆借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四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是同业拆借的主管机关，负责管理、组织、监督和稽核同业拆借活动。”根据这些规定，假如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之间存在债的关系，岂不是又应当认定为“同业拆借”？法院认定的存款关系是否与上述法律与规章发生冲突？
疑点之五：存单约定的存期为一年、利率为2.25‰（年利率2.7%），以此计算，农行方城支行提前支付的利息只能仅为16200元。然而，城区农信社所谓交付资金之时“预扣双方约定利息86400元”，年利率水平高达12%。而该时期银行间同业拆借最高年利率为2.59%、单位及居民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5.94%。城区农信社“预扣双方约定利息”执行的利率到底属于何种类型？在高息存款和贴水吸存早已销声匿迹的情况下，难道是贴水存款利率吗？倒扣利息造成资金使用者减少使用的资金为86400-16200=70200，该70200元的资金成本又有谁来承担？法院对这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高息行为不加评述和处理合适吗？
疑点之五：农行方城支行上诉中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案外人：一个是刑事审批中提到的款项领取人和城区农信社曾经追要过资金的人----时任赵河镇政府镇长的张松林，另一个案外人则是刑事判决书和原审法院再审的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的实际还款人----赵河镇政府。他们对城区农信社负有什么义务而被城区农信社讨债或给城区农信社还款？是否为城区农信社指定的用资人或者为实际的用资人？这一问题不查明，案件的性质就难以确定！
疑点之六：争议的存单载明于2002年2月29日为该存款到期日。存款到期之后，城区农信社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到农行方城支行提取存款，然而，却出现了“城区农信社多次向王磊夫妇和张松林追要”资金的情况，城区农信社做法的法律依据何在？直到半年之后的2003年9月3日“王磊及妻子归还城区农信社14万元，赵河镇政府归还23万元。”城区农信社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符合常理吗？难道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吗？令人费解的是，法院既然认定农行方城支行是存款的支付者，却冒出一个第三者“归还”资金，他们的还款行为居然得到城区农信社的认可，这是否为一种默契？
疑点之七：2002年实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第十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单位定期存款实行帐户管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除外）。存款时单位须提交开户申请书、营业执照正本等，并预留印鉴。印鉴应包括单位财务专用章、单位法定代表人章（或主要负责人印章）和财会人员章。由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给存款单位开出‘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以下简称‘证实书’），证实书仅对存款单位开户证实，不得作为质押的权利凭证。”城区农信社作为金融机构应当知道并遵守上述规定，如果依终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城区农信社岂不存在重大过错？对于这种过错导致的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农行方城支行的资金损失难道不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吗？
上述重重疑点的存在，其根源在于终审法院搞错了争讼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本案，必须解决存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以真实存款关系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应该遵循“双重真实性”原则，即不仅仅以存单为惟一依据，还要审查存款关系的真实性。持有人以存单、进帐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为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的义务。在实践中此点规定通常包括以下两种行为：
一种行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金融机构真实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金融机构，从而引发的纠纷。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经常以存单等证据所载明的款项没有进入金融机构账户等事由来抗辩金融机构与存单持有人之间并未建立真实的存款关系。而《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双方是否建立真实的存款关系没有采纳此观点，而是以“交付”作为存款关系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符合民法理论转移占有的规定的，因为标的物一旦“交付”，在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风险的转移。所以在存款活动中，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款项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即告成立，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此后是否将款入帐，不影响存款关系的成立与效力，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金融机构真实存单，到客户处揽存，客户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交付”了款项并取得了存单，应认定客户与金融机构建立了真实的存款关系。至于此款以后是否交给金融机构则不影响对此法律关系的认定，金融机构应对真实凭证所记载的款项及利息承担支付责任。
另一种行为：存单持有人的真实存单与金融机构的底单不符，金融机构拒付存款而引发的纠纷。持有人以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存款的义务，因为金融机构底单是由金融机构填写并保管的，不排除金融机构内部不法分子修改、变更的可能性，而存单持有人则不能进入该系统，因此若金融机构以持有人提供了真实凭证与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抗辩事由，法院不应该支持。
结合本案来说，存单的真实和印章的真实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如何证明资金是否交付农行方城支行，由此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本案是以原告城区农信社是以存单作为证据主张其存款关系的，在原审法院一审和原审法院重审时农行方城支行由于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承担败诉的后果是在所难免的。当（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农行方城支行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受理此案是正确的，此时，农行方城支行亦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当进入再审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该条“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城区农信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法律基础事实被农行方城支行依（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为证据而否定，城区农信社要推翻农行方城支行证据的有效性，应当提供具有充分的、足以排他的证据方能成立。换而言之，城区农信社应当对于资金的交付的相关问题、城区农信社与张松林和赵河镇政府的资金关系问题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证明。否则，（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就应当作为确定本案法律事实的证据。刑事判决证明城区农信社并没有向农行方城支行交付资金，故城区农信社主张的存款关系是不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一审原告请求农行方城支行和博望营业所共同支付存款8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
由此而言，原审法院再审认定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呢？笔者认为，原审法院再审认定“城区农信社借给方城农行60万元”而形成的“借贷关系”缺乏证据支持。
原审法院再审的逻辑思路是：既然王磊犯的是挪用公款罪，那么，城区农信社的资金经过王磊之手已转化为农行方城支行的资金，王磊只能挪用本单位的资金，不然就构不成挪用公款罪。
我认为，原审法院再审时运用刑事判决结果作为民事证据是有背民事证据规则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这里讲的可以作为证据的是指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而并非之判决的结果。王磊犯罪的定性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确定的。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在证据规则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民事案件是依照民事证据规则来确认事实的。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观点集成》中“关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的意见值得参考：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在本案中，采用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城区农信社的真实存款关系不存在，城区农信社没有向博望营业所支付资金，民事审判应当依据这些事实作为证据为本案作出公正判决，至于刑事判决的主判条文属刑事范畴，民事审判则无权审查。
退而言之，即如城区农信社的资金的确交给王磊，也构不成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的借贷关系。其一，王磊的行为不代表单位，在所谓的“借贷关系”中，王磊既没有持加盖营业所公章的借据，也无本单位的委托手续，此案之前也无这方面的先例，何以证明王磊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次，王磊所持系虚开的存单，城区农信社是明知的，如果认定为“借贷关系”，那么对有具体的规定，城区农信社与方城农行之间的行为不符合借款关系的法律特征，同理也不符合同业拆借的法律特征。其四，城区农信社应当用证据证明资金是如何交付农行方城支行的，但是城区农信社始终未能出示相关证据，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合终审判决所显示的证据，笔者认为，本案实际上是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的王磊达成的一种默契：由农行方城支行开出存单作质押担保，由城区农信社提供资金给实际用资人，城区农信社的资金如期收回，虚开存单之事便“你知我知”，一旦出现资金风险则可以向农行方城支行追要。可见，本案包含了城区农信社与实际用资人形成的借贷关系和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形成的存单质押关系。
正确处理此案似应把握如下几点：第一，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影响本案的关键，刑事判决书还原了事实真相，由此，城区农信社的理由和诉讼请求已经失去法律事实基础，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及时行使释明权，告知变更城区农信社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城区农信社若不变更诉讼请求而仍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城区农信社的诉讼请求。第二，如果城区农信社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可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进一步查明城区农信社资金的实际用资人，法官还可以运用证据“自由心证”原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事实作出认定。第三，在实体处理上，笔者倾向于以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的王磊达成的一种默契，由农行方城支行开出虚开存单质押将资金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然后把风险转嫁与农行方城支行为事实，由于城区农信社对此存单虚假是明知的，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明知存单虚假而接受存单质押的，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农行方城支行城区作出处理；农信社的资金损失，可依据《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这样，上述疑点皆可全部消除。鄙人之见，敬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