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这一核心中心，举证责任分配是个极为重要且复杂的法律问题，或者可以说，不同的举证分配方案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诉讼结果，如果分配不当，不仅会极大的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破坏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举证责任分配的科学性，是指引民事诉讼公平、良性循环的“衡平器”。通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由民诉法，民事实体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而确定的，或者说，举证责任分配具有法定性、不可替代性和恒定性，在无特殊情形下，审判法官是不能随意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进行自由分配。然而，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法律规定再严密，再周详也难以穷尽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繁多错综复杂的民事活动和交易关系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现成的法律也难以满足司法实践中的所有需求，这样，无法根据立法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这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最高法院基于立法机关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在立法滞后，法官不得拒绝司法裁判的大背景下，作出了法官在无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下，允许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解释规定，这一新规定，修补了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缺陷，也丰富了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同时对促进司法公正、营造和谐诉讼氛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就法官在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的有关问题做一番深入的研讨，期望为进一步规范法官的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权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内涵的概述

　　我国司法解释赋予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既弥补了立法上的不足，也符合了司法实践的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所谓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指办案法官在个案审理中遇到了无法律、司法解释等具体规定而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基于保障司法公正，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综合考虑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承担的一种诉讼制度。法官这种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司法裁判权的重要体现。

二、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司法原则

　　（一）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价值考量的问题。按照有关学者的观点，举证责任分配是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而公平正义的实现，又仰赖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各种具体原则。具体而言，法官在个案审理中，遇到了“准法律缺位”情形时，在保护力度与方式上要尽量向受害者、弱势主体倾斜，依法提供尽可能的救济途径，比如，法官以公平正义原则对举证责任承担进行第二次分配，通过公正的举证责任分配手段，从而推动案件朝公平正义方向发展，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个案公正。

　　坚持“能强优配”原则

实践证明，当事人对于待证事实的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往往各有差异，在证据的收集能力上，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影响一般要优于自然人，掌握国家权力的自然人又优于普通的自然人；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自然人又优于文化知识欠缺、阅历较浅的自然人，具备法律专业的公民又优于法律知识欠缺的自然人。在个案审理中，法官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时，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强弱、举证能力大小等因素，通常由能力较强的当事人优先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保持诉讼结构平衡，极大地保护了弱者的权益。

　　（三）坚持“证近优配”原则

　　双方当事人因环境与条件不同，从而与证据的距离上有所不同，有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而接近证据的距离较近，有的当事人因主观原因而接近证据的距离较远，按常理而言，离证据的距离最近的当事人更易发现证据，也更易举证，使其举出的证据更接近案件事实；远离证据的自然人，难以接近和发现证据，从而不具备举证条件。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如遇到举证责任分配情形时，首先要考虑被举的“证据”与当事人接触的“远近”程度，从而决定由离证据距离较近的当事人优先承担举证责任后果。

　　三、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条件

　　（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必须符合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顺序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七条规定，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有三个顺序层次：第一，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国《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正置”原则，也是民事诉讼的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除特殊规定外，一般都要适用这个基本分配原则；第二，根据司法解释和其它相关规定进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国司法解释《证据规则》第四条的规定，对8种特殊侵权案件规定了由加害人或管理人承担其无过错的举证责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该8种特殊侵权案件中，通常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法官自由分配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无法律、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根据不同的案情，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辨明事实真伪的具体要求进行举证责任第二次分配。

　　原、被告在诉讼中首先也要穷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责任要求，如遇到案件的核心证据无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分配原则来获取，而被告举证则不适用法定上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办案法官如经审查判断核心证据可能被一方撑控，如不对举证责任进行第二次分配，显然会导致案件不公正，此时办案法官才能着手考虑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问题。

　　严格来说，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举证责任的第二次分配，因此，并不排斥举证责任基本分配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在一般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对基本的事实做出举证，或已穷尽完成了举证义务，只有在遇到案件法律上的证据举证障碍时，或者说，不能采用一般举证原则进一步完成举证，这时，办案法官才能考虑举证责任的第二次分配。例如，原告赵某在某商场购得美容产品一套，留有购物发票。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赵某出现皮肤溃烂现象，后经鉴定，赵某使用的美容产品属于过期产品。赵某遂将商场诉至法院。在该案诉讼中，原告赵某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就基本的受害事实，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方面穷尽做出了举证，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但不能是否系被告提供的产品所致进一步举证，而被告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被告按理无须对自己是否存在过错或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如果法官不对举证责任承担进行第二次分配，则无法保障案件的公正，也极大的损害了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因此，法官在遇到该情形时，在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遵守公平等原则，应对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即由被告就其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进行举证。

　　四、举证责任再分配时的举证时限要求

通常，法官在庭前是无法判明是否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实践证明，法官只能在庭审中才能准确判明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再分配，如决定举证责任第二次分配，这样，就牵涉到了举证期限是否需延长的问题，如果一方当事人就法官分配的举证责任能在庭审中提供对方所需的“证据”，则无需延长举证期限，如当事人需要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但要审查延期的合理性，此时，案件应延期审理。
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优势－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人民调解机制，有利于和谐物业服务秩序的建设——基于香河园案例的实证考察

凌效海


　　和谐物业服务秩序的构建，符合物业服务供需双方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调解制度对于物业纠纷的解决和物业服务和谐秩序的构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民调解法草案制定已列入国务院的立法计划，通过人民调解法的制定，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将发展到新的阶段，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人民调解机制问题更值得我们重视起来。

物业服务企业参与人民调解机制是一种积极探索
　　物业纠纷是困扰物业服务供需双方的复杂问题，诉讼，对于物业纠纷的解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渠道。近年来，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来解决物业纠纷，日益受到重视。
　　在我国，人民调解，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组织的主持下，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
　　诉讼，是法官运用国家审判权，通过判决的作出和履行来解决纠纷。
　　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各种途径，被概括为对诉讼方式的替代，即所谓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重视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不再把诉讼看做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如今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在我国，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法治建设的不懈探索和努力，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调解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式，调解，是由调解主体，说服当事人，通过沟通、谅解等协商的方式消除纷争。与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不同，人民调解的实施主体是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本身不是行使公权力的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具有民间性，社区性，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居民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其人民调解员来自社区，扎根社区。
　　从属地性特征看，城市中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通常分为三级，即社区、街道、城区。
　　近年来，针对物业纠纷的高发性问题，出现了依托人民调解组织体系设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做法。这是一种制度创新的探索。
　　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在2005年，就已经在设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方面作出尝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很重视吸收物业服务企业参加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这样就使得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到人民调解机制中来。
　　物业公司参与人民调解机制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
1作为纠纷当事人请求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或接受调解组织的调解，
2作为调解组织的特邀成员参与对其他主体之间物业纠纷的调解，
3作为相关单位为物业纠纷的调解提供专业性意见，
4以调解机制为平台加强与社区治理体系的沟通和联系。

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优势

1 人民调解是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仲裁一样是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早已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调解的组织，程序，效力等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与规范，从而成为我国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正式法律渠道。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将使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渊源更加系统完善。
　　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对人民调解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有如下规定：
1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及社会主义道德进行调解；
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3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以上规定表明，是否接受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进而言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对于当事人是否选择这一渠道解决纠纷，必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一个时期里，也确实是影响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瓶颈。但是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带来重大的转折，其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在该司法解释中，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得到了明确肯认：对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反悔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或者变更法定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并以此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通过法院的裁判维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2人民调解是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争议。

1/人民调解在程序上不是强调对抗而是强调化解纠纷，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不以当事人之间对抗性的保持为特征，相反，调解员的重要作用就是降低当事人在心理上，诉求上的对抗性，其化解对抗性的经验和技能，尤显重要。解决纠纷的依据，不仅是法律，还有社会主义道德。而道德伦理在实务工作中可以合理地表现为人情世故。
　　从法律意义上讲，纠纷的解决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分配及其实现。
人民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程序，是当事人自己对法律责任的分配，调解员不是责任的分配者，而是帮助当事人对法律责任的分配达成协议。调解协议的达成，本质上是双方法律行为，以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
2/法庭诉讼程序对抗性强，诉讼程序中法官是裁断者，要对当事人对抗性的诉讼请求作出裁断。诉讼在程序设计上贯穿了辩论原则，严格的保障着对抗机会的公平。举证责任制度，质证制度，辩论制度都在为当事人发挥对抗性技能，争出个高低胜负，提供着舞台。
3/相比之下，人民调解的程序导向，是导引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解。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充分说理，耐心疏导，消除隔阂，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
　　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可以不伤感情，社区物业纠纷，若能以非对抗性方式解决，有利于社区的长期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社区运转参与各方的长期和睦。有利于和谐物业服务秩序的建设。

3人民调解制度是民事纠纷解决的积极性程序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便利民事纠纷及时解决的积极性的程序。是效率潜能高的制度资源。在程序运作上 ，适用性强，灵活性高，当事人成本低。能够较好发挥维护社区和谐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1/人民调解程序对民事纠纷的解决适用性强
　　依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在民事主体可以意思自治的范围内，可以适用人民调解程序解决的民间纠纷非常广泛，包括物业纠纷在内的常见纠纷一般都可以通过选择人民调解程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