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正定县桥西区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正定县桥西区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
石政办发〔2009〕4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切实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正定县、桥西区分别研究出台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在组织实施、资金筹措和管理、参保办理、门诊补助、住院补助、医疗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可操作性较强，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现将《正定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和《桥西区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试行）》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尽快制定出台本地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一是要加快工作进度。各县（市）、区要站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工作进度，狠抓工作落实，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于2009年9月底前，制定出台本地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二是要明确任务目标。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认真履行职责，确保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相应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员覆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制定针对优抚对象的具体医疗服务优惠和照顾政策，在挂号、就诊、取药、住院等服务环节中体现对优抚对象的优惠优先，确保优抚对象现有医疗待遇不降低，同属别优抚对象待遇大致相当，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水平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是要加大投入力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关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大投入，拓宽资金筹集渠道，缓解资金供需矛盾。各级财政部门要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资金纳入预算安排，并建立自然增长机制。同时，统筹考虑，合理安排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经费，对相关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
四是要简化操作程序。各级民政、劳动保障、卫生、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实现优抚对象医疗费用信息共享，按照方便、快捷的原则，尽可能减少结算环节，简化操作程序，推行优抚对象医疗费“一站式”结算服务，对优抚对象医疗费中非个人自付部分，应在其医疗终结时同步结算；对患危急重病的优抚对象，应实行先就医后结算等医前救助措施。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正定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2009年4月20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河北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河北省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县行政区域内领取定期抚恤金或定期定量补助的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含伤残民兵、民工）、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享受定期抚恤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参战退伍人员。
第三条建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依托，以政府医疗补助为重点、以医疗优惠减免为补充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优抚对象的基本医疗需求。
第四条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按照就高原则享受一种优抚医疗待遇。
第二章组织实施
第五条县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是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各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密切协作、共同组织实施。
第六条县民政部门负责审核、认定优抚对象的身份，建立优抚对象医疗信息资料档案；制发《正定县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证》；组织优抚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协调医疗优惠减免比例；管理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及时向财政部门提出预算方案，兑现医疗补助。
第七条县财政部门及时审核县民政部门提出的优抚对象医疗保障资金预算方案，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资金列入当年的财政预算，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优抚医疗保障资金专款专用。
第八条县卫生部门做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优抚对象的医疗服务管理工作；按规定保障参合优抚对象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按政策对优抚对象参合缴费进行管理，提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优抚对象的相关信息；加强对定点医院的监督管理，规范工作程序，督导落实医疗优惠减免政策。
第九条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部门做好参加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工作；按规定保障参保优抚对象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按政策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进行管理，提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的相关信息；对全县一至六级残疾军人门诊费进行单独管理。
第十条优抚对象所在单位要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
第十一条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要及时提供相关信息，配合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信息采集及调查核实。优抚对象对本人应承担的医疗费用要按期缴纳。
第三章医疗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二条县民政部门按规定设立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支出专户，保障金来源为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县级福利彩票基金、社会捐助资金和其他依法可用于优抚医疗保障的资金。
第十三条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实现当年平衡，结余部分转入下年度继续使用。优抚医疗保障金的管理和使用接受县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第四章参保办理
第十四条一至六级残疾军人按照属地原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统筹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十五条有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统筹，按规定缴费。无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以我县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比例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并参加大额医疗费统筹。
所在单位无力缴费和无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保，其单位缴费部分，由单位或本人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县民政、财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部门共同审核确认后，由县财政安排资金解决。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缴纳确有困难的，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帮助解决。单位无力解决和无工作单位的，由本人或所在单位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县民政、财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部门共同审核确认后，由县财政安排资金解决。
第十六条在职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按属地原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统筹，按规定缴费。
所在单位无力参保和下岗失业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本人或所在单位书面申请，由县民政部门审核同意，享受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个人缴费部分缴纳确有困难的，由县民政部门帮助解决。
第十七条城镇户籍的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参战退伍人员按属地原则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参保费用由县民政部门解决。
第十八条农村户籍的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参战退伍人员按属地原则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参合费用由县民政部门解决。
第五章门诊补助
第十九条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报销范围内的门诊医疗费用从个人帐户资金支出，个人帐户资金结余部分结转下年使用。在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实际发生的超过本人年度个人帐户金额的门诊费用，由县医保中心审核确认，凡符合报销范围的费用据实报销，所需资金由县财政解决，相关工作由县医保中心实行单独管理。
第二十条在乡七至十级（含下岗失业）残疾军人旧伤复发以外的门诊费用，以及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按国家规定享受生活补助的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伍军人等门诊费用，按不低于其年度残疾抚恤金、定期抚恤金或生活补助费总额的10％标准给予补助，每年发给本人包干使用，所需费用由县财政支付。
第二十一条孤老、孤儿优抚对象在本县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实际发生的超过本人年度定额的门诊医疗费用，年终由县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凡符合报销范围内的费用由政府进行全额补助。
第六章住院补助
第二十二条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定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按规定报销后，剩余规定范围内的住院费用通过政府补助予以全部解决，所需资金由县财政解决。
第二十三条一至六级残疾军人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定的病种，医药费超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部分，以及用药品种、用药剂量明显超出合理范围部分，政府不予补助。
第二十四条建国前烈士遗属、抗战时期入伍的在乡复员军人、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补助90％，年累计不超过15000元。
第二十五条建国后烈士遗属、1945年9月5日至1954年10月31日入伍的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复员军人，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补助80％，年累计不超过10000元。
第二十六条因公牺牲军人遗属、1954年11月1日（含）以后入伍的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补助75％，年累计不超过8000元。
第二十七条病故军人遗属，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补助70％，年累计不超过6000元。
第二十八条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改嫁烈士遗属，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补助60％，年累计不超过4000元。
第二十九条享受生活补助的参战退伍人员，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补助30％，年累计不超过3000元。
第三十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县民政部门审核同意享受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的、在职或下岗失业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住院医疗补助额度，按本章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的标准办理。
第三十一条孤老、孤儿优抚对象，其规定范围内的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后的剩余部分，由政府全部予以补助。
第三十二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解决；所在单位无力支付和无工作单位的，由县民政部门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第三十三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患重大疾病住院，经医疗保险报销、农合补偿、医院减免、政府补助后，个人承担部分数额较大且家庭困难的，给予适当救助，救助金额最高不超过4万元。
第七章医疗服务
第三十四条优抚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证件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定点医疗机构对优抚对象实行“一免三减”，即免收挂号费、减收5％治疗费（不含材料费）、减收10％检查费、减收50％住院床位费。
第三十五条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行定点医疗机构管理。优抚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之外发生的医疗费用，政府不予补助。
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动态管理，由县民政部门与其签订定点医疗协议，支持、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减免优抚对象的医疗费用。定点医疗机构要按协议履行职责，否则由县民政部门取消其定点资格。
第三十六条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要按规定的用药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提供医疗服务，保证医疗服务和药品质量；开设优抚病房，在醒目位置公示优抚对象优先优惠项目；完善并落实各项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不得要求优抚对象支付按规定应予减免的费用。
第三十七条优抚对象持《正定县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证》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享受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医疗补助金在优抚对象本人出院时同步结算完毕，所需资金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县民政部门予以定期审核结算。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与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执法执纪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擅自审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的；
（二）在审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中出具虚假诊断、鉴定、证明的；
（三）不按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批或者发放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相关资金的。
第三十九条优抚对象所在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按《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进行处理。
第四十条对优抚对象恶意拖欠医疗费、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医疗费、政府医疗补助费的，由县民政部门从其抚恤金、补助金中扣除，追回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优抚对象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打架斗殴、吸毒、自伤自残、工伤事故、违法犯罪等情形造成伤害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补助。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办法实施前各类优抚对象发生的医疗费，仍按原规定实行。
第四十三条本办法由县民政局会同县财政局、县卫生局、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解释。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桥西区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试行）
（2009年4月22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医疗待遇，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桥西区领取定期抚恤或者定期定量补助的下列人员：
（一）退出现役的一至十级残疾军人（包括参战伤残民兵民工）；
（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下简称“三属”）；
（三）在乡复员军人；
（四）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五）参战退役人员。
第三条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医疗补助及医疗优惠减免的医疗保障制度。
第四条具有双重或者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按照就高原则享受医疗待遇。
第二章组织实施
第五条民政局、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财政局是实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民政局负责审核认定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身份，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管理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信息档案，制发《桥西区抚恤补助优抚对象医疗手册》（以下简称《医疗手册》），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按预算管理要求编制年度优抚医疗补助金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
第七条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照规定保障参保优抚对象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向民政部门提供已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优抚对象有关情况。
第八条卫生局负责认真落实优抚对象的医疗费减免政策，为重点优抚对象提供便利的就医条件，组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积极开展优惠服务活动，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
第九条财政局负责将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三章医疗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条医疗保障资金来源为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区财政预算资金、社会捐助资金及依法可用于优抚医疗补助的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实行收支两条线、财政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实现当年平衡，结余部分转入下年度继续使用。优抚医疗保障金的管理和使用接受区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管和审计。
第四章参保办理
第十二条将所有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纳入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障范围。
第十三条有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随所在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统筹，按规定缴费。个人缴费部分缴纳有困难的，有工作单位的由其所在单位帮助解决，所在单位缴费确有困难的，可向区民政局提出书面申请，如实填写《桥西区困难单位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保缴费减免审批表》，经统筹地区劳动保障、民政、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认后，由民政局为其缴纳部分或全部参保费用。
第十四条无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由区民政局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求统一办理参保手续。
第十五条未满18周岁且无法定抚养人的孤儿和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且无法定赡养人的孤老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由区民政局统一办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第十六条有工作单位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随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第十七条“三属”、在乡复员军人、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参战退役人员，由区民政局统一办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第五章门诊补助
第十八条“三属”、在乡复员军人、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参战退役人员的门诊费用，按不低于其年度残疾抚恤金、定期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金总额的10%标准给予补助，每年发给本人包干使用。
第六章住院补助
第十九条优抚对象在区定点医院住院就医，在享受相应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报销范围内的剩余部分享受政府的医疗补助。
第二十条无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及孤老、孤儿优抚对象享受政府医疗全额补助。
第二十一条有工作单位的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解决，没有工作单位的，由区民政局予以解决。
第二十二条下列优抚对象在定点医院住院就医，在社会医疗保障机构报销范围内的住院费用中，起付标准以下、最高支付限额以上及个人共付部分给予不同比例的政府医疗补助，具体比例为：
（一）建国前牺牲的烈属、抗战时期入伍的在乡复员军人、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报销医疗费的85%，年实际报销额度最高不超过20000元；
（二）建国后牺牲的烈属，1945年9月5日至1954年10月31日入伍的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复员军人，报销医疗费的80%，年实际报销额度最高不超过15000元；
（三）因公牺牲军人遗属、1954年11月1日（含）以后入伍的在乡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报销医疗费的75%，年实际报销额度最高不超过12000元；
（四）病故军人遗属报销医疗费的70%，年实际报销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0元；
（五）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报销医疗费的45%，年实际报销额度最高不超过8000元；
（六）参战退役人员报销医疗费的30%，年实际报销额度最高不超过6000元。
第七章大病救助
第二十三条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在按以上规定比例和数额报销后，确因病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由个人提出申请，经所在乡、街道办事处审核，区民政局确认后，给予一次性大病医疗救助，救助比例不低于自付部分的10%。
第八章就医与报销
第二十四条桥西区医院、武警河北总队医院为桥西区重点优抚对象医疗救助的定点医院。除定点医院外，优抚对象还可以任意自选一家市级以上医院，方便就近医治。
第二十五条需转诊治疗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由民政局、卫生局审核同意后方可转院。
第二十六条优抚对象就医后于每月15日持《医疗手册》、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结算单据、出院小结和住院费用明细单据等按比例审核报销。
第二十七条年内发生的医疗费应在当年及时报销，无特殊情况不允许跨年度报销。
第二十八条私人诊所、民营医院发生的医疗费一律不予报销，医疗保险规定用药范围、诊疗项目、服务设施之外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
第二十九条因自杀、自残、斗殴、酗酒、吸毒以及实施其他违法犯罪等行为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
第九章罚则
第三十条《桥西区抚恤补助优抚对象医疗手册》是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减免医疗费的主要凭证，不得私自涂改、转借他人使用，一经发现，即取消其相关待遇，不予补发。《医疗手册》因保管不善被损坏或遗失的，应及时向所在乡、街道办事处民政科报告，经区民政局审核无误后予以换发，同时，原手册作废。
第三十一条享受医疗保障，应如实反映就医情况，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区民政局给予警告，限期退回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停止其享受的抚恤定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定期抚恤领取证》、《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金领取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领取证》、《两参人员生活补助领取证》借给他人就医使用，冒领医疗补助金的；
（二）虚报病情骗取医疗补助金的；
（三）出具假证明，伪造证件、印章等骗取医疗补助金的。
第十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实施前各类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发生的医疗费，仍按原规定解决。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试行，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孙竽1, 宋立军2
（1.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2.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摘要：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社区矫正性质应定位为：在社区中实行的，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进行的矫正活动。
关键词：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行刑方式 社会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目前最权威的概念。有人认为，这个概念是一个表述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全面，并且考虑了国际社会的做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恰当地体现了社区矫正措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1] 但是，该概念关于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一、 “行刑”与“矫正” 概念混同，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直接原因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刑”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目前从我国刑法体系看，非监禁刑有死刑（立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监禁刑的一种
变通，不应归为“非监禁刑”的范围。“行刑”也就是执行刑罚，有“罚”的意思在里面。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来说，对他进行“监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进“矫正”这个概念，行刑当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惩罚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矫正”，就不同了。因为“矫正”更多意味着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矫正与教育划等号。如矫正之中药物治疗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教育的范畴。因而，我认为监禁期间既有“罚”又有“矫正”，执行“刑罚”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监禁刑中只有“监禁才是罚”，其他的措施都是矫正。非监禁刑中也有“罚”，有的罚了后不需矫正，如单处罚金。有的既要“罚”又要“矫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剥夺政治权利，禁止行使政治权利是罚，其余就是矫正。在日本，“矫正”是作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矫正机构包括行刑机构和非行刑机构。[2]在早期的行刑中没有矫正这个概念的。矫正的概念是由实证刑法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矫正概念来自于治疗。[3] 矫正与行刑的区别主要在于，行刑侧重于惩罚，而矫正侧重于帮助和指导。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必要说说“矫正”这个词。“矫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确或更好”。而汉语中的“矫”与矫正有关系的意思有5种——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弯曲的物体变直；纠正、匡正；抑制；勉励。其实“矫正”最早是医学概念，如“牙齿矫正”、“语言矫正”等，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来这个词才引用到社会学领域。 “牙齿矫正”、“语言矫正”并不是惩罚牙齿和语言。同理，社区矫正也不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从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对象并非都是行刑对象，例如，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对象就不属行刑对象。
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4] 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行刑对象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瑞士的缓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缓期执行有2到5年的考验期。此外，法官还可以对缓期执行者附加监督条件，提出在缓刑考验期犯罪人必须遵守的与其行为有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确实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导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应当是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应或变换的刑罚”[5] 1982年12月6日瑞士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的一个判决就曾经认定这样的“要求”是不合适的。该案中，下级法院判令一位冒充顾客进商店行窃的妇女12日监禁刑，但缓期执行，其要求是该妇女在伯尔尼的一家医院无偿工作12日。联邦法院认为，该要求不足以发挥取代短期监禁刑的功能。在该案中，按照联邦法院的观点来看，下级法院对该妇女缓期执行的“要求”与她所犯之罪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对其回归社会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意义。因为把履行一定劳动义务作为犯罪人因所犯之罪而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这是没道理的。因此，联邦法院认为前述对那位妇女的判决是不合适的。[6]这显然排除了刑罚的适用。台湾学者林山田在论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为了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有时刑罚可低于罪责相称的程度，或者以缓刑等手段来避免刑罚的宣告或执行。[7]从被称为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当初设立缓刑制度的情况看，缓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8]
再看被裁定假释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假释就是“假的释放”。假释是指对罪犯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从功能上看，假释具有减刑的一切功能。[9]根据刑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罪犯被假释后，公安机关只具有监督权，不具有行刑权。另外，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该法条很明确地指出，执行主刑与不执行主刑的界限——假释之日。既然主刑不执行了，那么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从假释之日起就不应该属于刑罚执行的对象了。不过，假释和缓刑一样，法律也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对其执行刑罚的可能性。因此，假释同样是相对于实际执行来说的。
《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规定，“采用非监禁措施应成为向非刑罚化和非刑罪化方向努力的一部分，而不得干预或延误此目的进行的努力。”[10]其目的也是防止将非监禁措施行刑化，毫无疑问，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观念恰恰“干预或延误”了非监禁措施非刑罚化的努力。
二、没有真正领悟社区矫正的内涵，导致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欠科学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无疑属于“泊来品”，我们本应对外国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尤其是对它的概念内涵要有科学地把握，不能简单地把“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作为对 “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词，更不能将在本质上与监狱工作不作区分。因而，我们有必要对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特别是我国和美国的社区矫正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的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11]
该概念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12]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该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作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特别是宣告缓刑的,根本不存在“顺利回归社会”的问题。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 “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目前的社区矫正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人的理想主义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所负的责任问题，对违法者的关心并不是恩惠和怜悯，而是福利国家具有强制性的任务。[13]
我们在对他们矫正时，所采用的是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是：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14]
首先，社区矫正与社会个案工作。社区矫正归根到底是对活生生的个人进行矫正，对每一个对象的矫正都属于个案，都不可避免地运用社会个案工作方法。鲍尔（Swithun Bower）在他1994年发表的《社会个案工作的性质和定义》一文中认为：“社会个案工作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是以人类有关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依据，而对人提供协助，协助个人发挥其潜能，以促进个人适应其全部或部分之环境”[15]汉密尔顿则认为，社会个案工作是客观地处理实务，提供咨询，用以激发和保持案主心理能力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服务进行时，必须主动地让案主参与解决其所面临的困难”。[16]社区矫正工作中对个体对象的矫正，正是属于社会个案工作的范畴。
其次，社区矫正与社会团体工作。任何个人都是以参加某一团体的形式得以生存和发展。因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也需要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和行动，即通过团体的协助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团体工作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个人发生转变；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培养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传授知识；学习正确扮演社会角色；宣泄情绪；发展社交技巧。[17]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就其团体工作应发挥的作用而言，无外乎上面的六个方面。因而，我们说社区矫正是社会团体工作的一部分。
再次，社区矫正与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与社会团体工作有其关联的一面，如果将社区看成是一个大的社团也未尝不可。但是，二者也是有区别的。社会团体工作是以个人、家庭和团体为服务对象，而社区工作以整个社区及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社区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个案工作和社会团体工作所不易解决的问题。社区矫正对象被置于社区中，他的个人发展前景，取决于社区自身建设的优劣。社区矫正自然就成为社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的目标是通过社区建设来改善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培养居民自助、互助和自决精神，不断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感。
综上所述，在我们还不能为社区矫正提出科学概念时，暂且表述为，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而是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协助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社会活动。其作用是：联合所有的社会力量，帮助被矫正对象恢复家庭联系，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进而从根本上减少重新犯罪的危险。[18]
三、过分强调国家强制力作用，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社会因素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在对待罪犯的态度上，更倾向于国家强制力的发挥甚至是非法扩张，因而经常忽视社区的影响力，忽视被矫正对象自我修正能力。从社区矫正工作依托社区，助人自助的特点看，这项工作涉及到三方——国家、社区和罪犯，这三方缺一不可。而后两者的态度和行动是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刑罚无疑是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最严厉的正式反应，而来自社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和社区的反应、亲友的疏离、舆论的批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力，等等，则是社会对犯罪作出的非正式反应方式。[19]因而，把社区矫正作为行刑方式，就会倾向于单向强制，即国家动用强制力，或者社区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惩罚管理罪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那么自然要讲求双向互动。这里的双向是“社区与罪犯”，作为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部分，此时只是一种消极力量，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只有在社区矫正不成功时，才可能介入。
社区矫正存在的基础是社区，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作为社区矫正的物质载体，社区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如：合理的地域管辖范围、适当数量的人口、丰富的资源、较强的人际亲合力等。社区矫正要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促进社区被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良性互动。[21]因而，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社区功能看，社区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22]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机关不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唱主角，只能是导演的角色。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有五条：（1）以人为本、服务居民；（2）资源共享、共驻共建；（3）责权统一、管理有序；（4）扩大民主、居民自治；（5）因地制宜、循序渐进。[23]其中，居民自治是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社区的自治特点来看，社区没有刑罚执行职能。相反，社区却能通过各种社会工作方法，通过自治的力量，使矫正对象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这一点看，社区更多的职责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矫正对象生活发展的环境，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实现自我改善的目标。
外因往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显然被矫正对象的自我改善、自我修正是决定性因素。矫正对象自觉自愿地参加矫正项目，这也正是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的前提条件。而行刑却不要求自觉自愿的态度，不管你愿不愿意、自不自觉，都必须接受强制的惩罚和矫正。如果将社区矫正看成是行刑的方式，显然是对罪犯自我改善和修正的能力进行怀疑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否定。这当然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四、社区陷于尴尬，社会工作不协调，是社区矫正行刑观的必然结果。
倘将社区矫正定位于行刑方式，那么社区就成了行刑的场所——第二个监狱，没有围墙的监狱。既然我们可以说罪犯在社区服刑，当然也可以说其他社区成员生活在“监狱”中。监狱为了防止出现交叉感染，缺少亲和力，社区却理应成为具有亲和力与吸引力的地方。如果将社区视为监狱，其亲和力与吸引力就会有所减弱。社区成员（矫正对象也在其中）间容易产生戒备和猜疑的心理，这种社区矫正不是促进社区的发展而是阻碍了社区的健康发展。美国学者对此有过反思。他们认为：“社区最终有可能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变成一个‘惩罚城市’。”[24]如果社区矫正是一种引导罪犯重新改善自我，使罪犯不致再犯罪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反对的人自然就会减少。同时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行刑主体到底是谁？如果是司法机关，那么与监狱矫正区别不大。如果是广大群众，无疑使社区居民的“法感情”走入歧途。耶林曾说，如果普通的人不去同情犯罪者，而是愿意去帮助警察和官吏，相反只有犯罪者本人同情自己，这绝不是健康的“法感情”。[25]这种尴尬的局面归根到底都是由没有将社区矫正科学定位造成，或者说是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产物。社区矫正的宗旨是促进社区建设，保障社区安全，但是社区矫正行刑观却将社区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在那些持社区矫正行刑化观点的人看来，节约行刑资源是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如果将社区矫正单纯行刑化，却是一个浪费社会资源的措施。从国外的实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他们把社区中所有需要矫正的人，几乎都纳入到社区矫正的系统工程中来，而不仅仅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比如出狱人的社会保护，目前尚没有具体的部门负责，可以纳入到社区矫正中。[26]另外，诸如“问题少年”甚至存在较大争议的劳动教养人员，在时机成熟时也理当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因而，我们还可以说，社区矫正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行刑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整合社会资源，使社会综合治理的效果发挥到最佳状态。因而，我们的社区矫正不能为了矫正而矫正，关键要考虑社会效果，要将降低重新犯罪率与提高全民的素质紧密结合起来。而社区矫正的行刑化观念却不利于各项社会工作的协调开展和社会资源的科学整合。
Study and probe the Conception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s
Are the Styles of Criminal Execution.
1.SUN Yu1; SONG LI-jun2
(1.Jiang Su Judicial Police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2.Kenneth Wang Law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