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大


南京市土地监察条例
南京市人大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监察工作，保障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及时、准确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土地监察，是指国土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执法活动。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国土管理部门是本市土地监察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区、县国土管理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辖区内的土地监察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法律、法规授权的土地监察工作。
第四条 计划、建设、规划、农林、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和公安、行政监察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国土管理部门做好土地监察工作。
第五条 土地监察工作应当遵循依法、公正、及时、准确的原则。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符合法定程序。

第二章 土地监察职权与管辖
第六条 国土管理部门行使下列土地监察职权：
（一）监督检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受理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调查处理土地违法案件；
（二）依法制止土地违法行为；
（三）对土地违法行为和土地侵权行为依法施行行政处罚；
（四）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当事人和单位主管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依法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七条 国土管理部门发现下级人民政府的违法批地行为，应当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公告，宣布批文无效，注销土地使用证。
条八条 市国土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有重大影响的土地案件；
（二）市人民政府和上级国土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案件；
（三）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县的土地案件；
（四）涉外土地案件；
（五）区、县人民政府超越批准权限等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案件。
第九条 区、县国土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土地案件。
乡、镇人民政府管辖法律、法规授权实施处罚的土地案件。
第十条 上级国土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下级国土管理部门管辖的土地案件，也可以将土地案件交下级国土管理部门查处，并对案件办理的情况进行监督。
下级国土管理部门对上级国土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认真查处，并及时将查处结果向上级国土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国土管理部门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各方协调解决；协商不一致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国土管理部门决定。

第三章 土地监察的内容和方式
第十二条 国土管理部门依法对单位和个人的下列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一）建设用地行为；
（二）建设用地审批行为；
（三）土地开发利用行为；
（四）土地权属变更和登记发证行为；
（五）土地复垦行为；
（六）基本农田保护行为；
（七）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行为；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国土管理部门对下级国土管理部门制定的与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责令其修改或者向下级人民政府提出撤销的建议。
国土管理部门发现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修改建议；必要时，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责令修改或者撤销的建议。
第十四条 国土管理部门发现下级国土管理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消极执行的，有权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报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履行。对下级国土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有权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章 立案和调查
第十五条 国土管理部门受理土地案件后，应当进行审查，凡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及时立案查处；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告知交办、移送案件的单位或者举报人。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土地案件，国土管理部门应当立案：
（一）有明确的行为人；
（二）有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事实；
（三）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
第十七条 国土管理部门受理的举报案件，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向举报人说明，并将举报信函或者笔录移送给有权处理的机关。
第十八条 在调查处理土地案件的过程中，承办人、主管领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当事人及调查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本人或者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查处案件的。
案件承办人是否回避，由主管领导决定。
第十九条 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及时调查。收集、调取的证据范围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调查笔录、视听资料、勘验笔录、鉴定结论。
案件承办人员可以询问案件当事人、证人。询问应当制作笔录，案件承办人员和被询问人员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案件承办人员有权进入现场并使用勘验仪器进行勘验。勘验现场应当制作勘验笔录。
第二十条 土地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统一标志，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土地监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两人。
不按前款规定行使职权的，被监察人员有权拒绝接收监察。

第五章 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国土管理部门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对仍在继续违法行为的，应当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改正。对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国土管理部门有权予以制止。
对依法受到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的单位和个人，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对继续施工的设备、建筑材料予以查封。
第二十二条 国土管理部门依法采取查封设备、建筑材料等行政强制措施的，查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0日。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延长期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三条 国土管理部门采取查封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向当事人发出《查封决定书》。
第二十四条 被查封的设备、建筑材料，国土管理部门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保管，保管费由被查封人支付。国土管理部门查封错误的，保管费由国土管理部门支付。造成被查封人经济损失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赔偿。
第二十五条 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完成。重大、复杂的案件，经国土管理部门的主管领导批准，可以延长，延长期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六条 案件调查结束后，国土管理部门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发出《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二）侵犯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发出《土地侵权行为处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三）依法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的，按人事管理权限向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机关提出追究刑事责任建议书；
（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举报不实或者证据不足的，发出《撤销立案决定书》，立案予以撤销，重大案件的撤销应当报上级国土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国土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二十八条 国土管理部门向当事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交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或收发部门签收；当事人是自然人的，交其本人签收，本人不在的，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或所在单位签收。
受送达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执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将文书留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住所，即视为送达。
采取上述方式无法送达的，国土管理部门可以登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后，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九条 国土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国土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国土管理部门作出的查封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查封决定书》、《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监察，并及时调查处理。
行政监察机关接到国土管理部门移送的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书，应当按管理权限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通报国土管理部门。

第六章 奖励和惩罚
第三十二条 对检举、揭发土地违法行为或者协助国土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国土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三条 国土管理部门在行使土地管理职责中，有违法行为的，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检举、控告，由有关机关依法查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举报有功人员和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四条 阻碍土地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土地监察人员在监察活动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行为的，由主管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国土管理部门及其监察人员，在监察工作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当及时纠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6月5日
　　　　　　　　　　　　　　　　法律教育和合众国的未来

　　　　　　　　　　　　　　　　 [美] 哈里森•谢泼德 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一、开场白
万分荣幸受邀来到耶鲁俱乐部发表演讲。我从没上过耶鲁大学，但是对我来说，这里有与我即将讲到的话题直接相关的重要联系。我是在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黑斯廷斯法学院就读的。我作为一名学生真正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位法学教授是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前任教师：即罗斯科•T•史蒂芬教授（史蒂芬教授1890年生于蒙大拿州。当他还是一名耶鲁大学学生时，他学习了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讲授的宪法课，在塔夫脱任美国总统期间，他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我曾经给他当过法律研究方面的助手。结果，史蒂芬教授被推荐为美国司法部长。而我也于1967年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反托拉斯部门（史蒂芬教授也曾在此工作过）当律师，这是我自己法律职业的开始。
与耶鲁大学有关的第二个联系是极具个人意义的，甚至更直接关系到我所谈论的主题。耶鲁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安东尼•T•克罗曼，他曾经写过我所认为是许多有关美国律师业务标准在下降的已经发行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谈到的从乡村律师协会到州立律师协会（还在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去讨论为了在美国法律教育和实践中的改革这些至关重要的需求，我经常性地引用克罗曼院长关于渐进式损耗的评论，他将律师业务模式称为“律师政治家理想”。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基于这样和那样的理由，占主导地位的耶鲁气质——也许谈它的精神面貌还扯得不够远——比其他法学院更接近——例如，哈佛的——则需要控制精神，控制美国法律职业需求方向的精神。我希望我所意味的是将来能成为谈论这一结论的清晰表达者。
二、通行的律师实务
安排好的标题是“美国法学院教育需要改革”。在提出这个话题时，我不仅仅希望告知听众，我另外还要警告你们。花费多年研究这一话题之后，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现在律师的典型行为，如果继续未经检验和未经改造，将严重地危及我们大众市民团体的未来健康和安全，也危及我们的政府构建的根基，正如美国宪法前言所描绘的那样，“为了保证我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不受侵害。”
为了描述法律教育改革的具体需求，我将以关于州立律师业务的一些观察开始（我的话题）。
伦敦的劳埃德曾预测“法律诉讼从恐惧的‘千年虫’【电脑在识别1999年以后的日期方面存在的缺陷】中涌现出来，它将在美国独自释放出总计1兆【万亿】的能量。”然而，电脑工业的巨头们却对这一事物持另一种看法。“当我和人们（就千年虫问题进行）交谈时，”美国信息科技协会主席哈里斯•米勒说，“除非这一房间中有一个律师想从它里面捞一把钱，否则不会有人会谈及法律责任。”他说他的协会正在尽其所能地教育和培养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意识。“我们考虑的是你该如何处理这一议题。你将它解决掉，而不是虚构什么法律责任议题。”
在严峻形势下的（1）诉讼和（2）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恰恰是现在法律职业界的症结是——实际上不良反应是，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为了职业矫正，（我们）需要做什么。
一位经济学家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不必要的诉讼，使公众每年花费约3200亿元。而且我也看到了已经公布的提起诉讼的估计数量，在这个国家每年每一种诉讼都高达八千万起。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满足我所有的幻想。他们又提供了更多的有据可查的、可信的数字，例如，在美国司法部的司法统计署有关案例分析处理的特别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县的1995年7月的民事诉讼陪审案件和判决数据。该公署的特别报告分析了美国最大的75个县一年内的762,000起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的处理情况。在仅就这三个法律领域（即合同、侵权案件和房地产案件）,在75个最大的县的一百万件案子中，已经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三。然而，这份特别报告真正有趣的却是，它表明在美国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严重）现象。在这762000件案子中，只有1.5％是由陪审团审理的，而自愿调解的占（61.7％），被驳回的案件也占（10.8％），即决审判解决的占（3.7％），以上情形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占76.2％）。
乍一看，人们可能想象的是，这些数字描述的是一个良好的局面。毕竟，只有1.5％的人受到审判。但考虑一下：在法院门口解决以前发生的案件的司法费用怎么样？他们（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但事实是，通过律师所谓的“调查发现”和“在实务中的运作”的正规预审程序，构成一个恶名昭彰的滥用当代司法实务的典范。的确，我怀疑在一个美国律师健全的心智中，是否谁也不会（例如，在非正式的、酒桌上的场合）承认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即使是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果一方的律师的律师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紧而有序、直截了当、公正理性地处理，他们（完全）可以只用他们对手通过正规司法实务的方法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解决了他们的案件。而且在为政府和私人执业三十年以后的我将证明，如果客户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律师们的充分的法律咨询，而且（这些）律师也已受到足够的理性处理冲突局势而不是睾丸激素、贪婪或者善意的坏习惯的培训，只有很少时候会遇到实在不能调解的案子。
前文所述的事实——其实，我想说在我的第一个私人执业的案件中，它已经被体现出来了。在我是原告的律师的那个案子中，由于被告的律师甚至拒绝和我们谈论责任是非常明确而唯一真正的议题就是损害赔偿的问题，我才极不情愿地把这个问题引向诉讼。我自愿提供给被告的律师有关该案件法律理论和我的委托客户损害赔偿的书证的一个充分陈述。被告的律师是由一个保险公司出钱雇佣的。他（一度）坚持以双方的（证人）证词和进行其他正式调查发现（的文件）为准，通过近两年的时间才同意调解。我的委托客户曾提出如果此案未经正式（预审）程序，而只采取即决审判方式，就愿意和解，此案（本来顶多）半天就可以结案，可是我们却花了五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才了结此案）。
当我到了（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办公室，拿出清算支票的时候，我问他这个案子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原来建议的方法解决。他还在为他坚持要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而辩护，他说：“（我就直说了吧），这是体制（决定了）应该这样运作（的方式）。它只是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运作良好（罢了）。”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正如它所根据的在这个县每月成千上万的类似案件的诉讼一样——要么是（律师）胡说八道、损人利己的废话，要么是（律师）承认（办事）无能。对于保险辩护律师事务所带给保险公司理赔员的这些(索赔书证)文件而言，该文件很可能只是“不够份量”，除非它至少有两个（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证人）证词和大量其他（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调查发现文件（才行）。
这种不必要的诉讼成本给美国的生活费用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给几乎每一个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成本都增加了几十亿美元。例如，出于对医疗事故索赔的恐惧，（医院）通过大多数医生不会另加考虑的严格的不必要的防御性医疗的做法和程序（来加以防范），（导致这样做的成本）预计约占我们国家的医疗费用的7%到20％之间。
三、被对抗性的律师业务非难的宪政问题
然而，作为一名律师，我最关心的还不是律师们正式的对抗性律师业务的非常过度地使用所导致的经济成本的问题，而它也不是和律师接触越多，人们越不喜欢他们的事实，更不是连律师自己现在都可以构成这个县（心情）最郁闷的职业群体，而且他们对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表示不满的（人数）比例也在（与日）俱增的事实。相反，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必须或都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律师是不是即使知道也不再（发挥）他们在公职律师执业和私人律师执业方面，作为我们国家宪法制度的捍卫者的最重要的功能的事实，而且，现在他们几乎普遍无知或无视这一可能已经危害到在美国宪法中阐明的我们国家的最根本目的的维护和安全的事实。
我们国家宪法的缔造者中荟萃了深谋远虑的政治建筑师，这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先例。当他们在其序言中阐述我们国家宪法的目的时，他们做得如此谨小慎微，以严格遵守我们合众国制度应该以服务为优先。该序言宣布我们国家的如下目的：
“我们合众国人民，[1]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2]树立正义，[3]保障国内安宁，[4]提供共同防务，[5]促进公共福利，[6]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我们国家宪法的首要目的是宣告要从我们的人群和各自为政的州的多元化中挣脱出来，以“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我们现在可能会为美国的多元化而自豪。但是，即使在18世纪末，起初的13个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草案）上签字的州，也是一个“多元化”组合。没有现代通讯和运输技术，没有现在电子（大众）传媒和跨国企业法人所可能拥有的文化的同质化， 18世纪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人们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相比，生活在显著不同的文化之中。我们国家“宪法”的非常首要的目的是将多元化汇集到[1] “更完善的联邦”之中去，因为邦联章程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宪法的）一个目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作为关键（来看待的）。因为当时美国人群的多元化，现在仍然（使其保持）相对和谐地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奇迹创造的东西。但我们的“更完善的联邦”（梦想）现在在公共执业的诉讼律师不必要的诉讼的领导下可能再次受到威胁，其“武力”（足以）让其破碎。
目前的宪法发挥的作用已经使民众之间形成了“更完善的联邦”，但宪法在政治上的首要目标依然是[2]“树立正义”（理念），而不是“创建法律”。正义和公正理念也要作为我们制定基本法的首要目标。不管不同的“正义”理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民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依据权力的优劣，财富的多少、强势程度来选择和拒绝给予。
我国（假设是美国）政府的第二个目的 [3]“保障国内安宁。”也就是说，一旦联邦确立下来，我们建立法律体制来实现正义，以确保我们的民众安宁。适用法律的必然含义是作为不和谐，分裂和战斗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缔造和平的手段，其中的原因可能会发现和平的手段是违反我国宪法的首要目的之一。以解决问题、调解人和和事佬身份（出现）的律师，是忠实于这一（宪法）目的的。甚至在秩序可以用合理的经济的价格衡量的诉讼中，蓝波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不接纳战俘”的私人宣誓誓言（意思是说律师不作为诉讼人为战俘辩护），以及坚决维护委托人的最后一毛钱的权利——这与宪法的目的相违背。
如果紧密团结的人民生活在在旨在树立正义的法律（统治）之下，生活在我们国内的安宁之中，那么“宪法”久把注意力转向[4]共同防务和[5]促进公共福利。这五个合众国宪法的目标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的判断标准：[6]“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四、针对解决问题、缔造和平模式的律师业务，法律教育急需变革
在总结与如今美国的律师业务和法律教育的问题有关的我们的宪法基本目的之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相关的个人说明。和数以千万计的其他美国人一样，我是孙子辈和曾孙辈的移民。我曾参观过我的祖先逃离的充满暴政和迫害的那片土地。他们几乎一天都没有回去，以至于我对他们让我在这里出生的特权并不心存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经常性旅行证实了作为一名美国人的我，在自身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已经能够确保我“得享自由的幸福”，我是（多么）惬意的。我不仅是为美国而高兴和自豪，，也为能在这片土地上当律师而高兴和自豪，正如林肯所说的“敬畏法律”那样，并且应该敬畏“民族的政治宗教”。在我的余生，它的夺目光辉照耀了我自身和我的两个孙子。我希望他们至少像我一样，能够享受到旨在保护他们的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的幸福”。
但最近典型的律师行为的涌现，使得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每一个美国律师，当他在执业律师协会上承诺，宣誓（或肯认）捍卫他或她们州的法律和美国宪法。这句誓言——我担心，也许大家也觉得——它是律师入行的仪式，其意义被忽视、漠视、误解，或遗忘。我认为，这一誓言的证据效应，可以简单地通过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这是他们的宪法职责的调查结论来得以建立，正如法院工作人员，被授权解释、宣传、管理和执行土地法，帮助“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 ... 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越来越多的律师承认，如果不能以毅力和决心，“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最佳状态”解决所有问题，维持和平，以及以他们所拥有和解的技能，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聘请律师就是一种失策，他们将视为违背了其宪法宣誓，对他们所呼吁的精神也是一种深度的背叛。
现在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成员之中，大家普遍都不能牢牢记住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最重要的目的。像这样的一种流行性的失败，其实正是一种能威胁甚至削弱我们宪法性的原则和目的的保持和稳固的失败。与美国后市民社会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个世纪将有可能延续其第一和第二世纪稳定、繁荣和进步的世界历史奇迹。但我不得不说，只有足够的美国法律界成员能及早认清他们作为美国民主长期性看护者的批判促进作用时，我们的希望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其实这就是律师被美国公众所赋予的职责：
“美国律师的工作环境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完全法律化的社会。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一个多世纪前，美国人就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律师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仅仅是反应了美国法律的政治性，因为20世纪美国人的社会自己构建了如此的政治机构“。
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表明：当冲突在民主社会的不同派别之间大幅增长时，法律制度就不能够充分地、和谐、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独裁政府或暴民统治。社会中的暴力超出了某一限度是令人悲哀的，但真实的情形是，大部分人愿意用自由去换取更高的安全。托克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稳健的法律体系在维护共和政体自由中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在谈及律师（当时是男性的专利）职业时，托克维尔写道：
“我不是不熟悉人们性格的内在缺陷。但如果没有民主原则与律师严谨的掺杂融合，那我质疑民主本身是否能存在。在一个合众国里，如果处理公众事务的律师的影响不与人民的力量成正比，那我不会认为这国家能维持多长久”。
托克维尔不是谈论兰博诉讼律师（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皮尔斯将诉讼律师描述为“蓝波律师”的角色。“蓝波型”的律师必须勇猛阳刚如同史泰龙电影《蓝波》一样，具备在法庭上狠狠打击对手、摧毁对手提出的证据力强度的能力，并且可以有效说服当事人继续聘用自己、帮律师事务所拓展案源、招揽更多当事人。参见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书琴，“司法女蓝波”？谈律师业务界中的“性别意识”——以台湾法律专业养成过程中女性法律人为例，原载文化研究月报第33期三角公园栏目，2003年11月15日）。他的话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暗示，只有当我们律师学着比以往花费更多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神奇的多元化美国变得更和谐融洽时，美国的民主才能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和繁荣。首先是维护和平，其次还是维护和平，最后还是维护和平的想法和表现对律师来说是个挑战，也是对于战士的最终手段——记住和认真思考他们的宪法的誓言。
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失去将不会引人注目，不会有锁链和地牢的暴政。它的失去将安静，渐进，源自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及暴力所催生的对我们人身安全的关切，直到——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的人民变成“胆怯而辛劳的绵羊，政府是其牧羊人。”
这把我带回了这次演讲的主要观点：作为我国宪法的保护者，当代法律教育的不足之处帮助了律师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美国法律教育的主流模式，仍然是教导学生以步步进逼的方式进行辩论，自己既毫不留情，也不接受对手的宽大；而且还教导学生怎样用毫不妥协的技巧来反驳对手的观点。只有不足 4% 的美国法律学校要求学生接受只有一个小时的谈判训练，作为他们必学的技能之一。假如你想推祟的是民事（诉讼）的恶斗，而非和平解决纷争，那就整体而言，美国的法学院会依然是延续你的创建精神的学府。法学院就不是为促进排难解纷而设的学府，而是助长牟利纷争的学府。
鉴于令我们不可思议的多样化社会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它应被视为一个全国性的丑闻——如果不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法律系的学生不需要学习任何无论何时都能帮助他们解决而不是加剧冲突的技能就可以从法学院毕业；他们不需要学习成功解决问题，建立和平，双赢谈判的先进的技巧，他们得首先看清自己是纷争的侵虐者，根本不是热心的调停者。
5.结论
作为耶鲁大学的校友，本次演讲的总结陈词是直接针对你们的；我恳请你们，以你能够参与的任何方式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此：通过你对你自己的律师有所要求；你可以尽力支持克罗曼院长的理念，去进一步警醒美国民众，任由“法律职业中衰落的理想”彻底衰落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内在危险；并尽你所能以其它各种方式来帮助法律教育转向维护和平的模式，坚定不移地遵循我们的美国宪法和共和形式政体的明文规定。让我们每个人都行使职责“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T•克罗曼著，周战超, 石新中译，《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2、(美)JamesM.Altman著,杜国栋译，现代庭审律师与律师政治家——评《迷失的律师》,转引自雅典学园（傍江水寒2007-03-19上传）